另外，收取昂贵的过桥费，显然还会阻碍本地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员与物资流通，从而阻碍地方经济获得更大发展。所以，如果明智的话，就不但不会将过桥费制定得过高，甚至还会取消过桥过路费，虽则收费会有所减少，但是却可在更大程度上促进本地尤其是相对落后板块的经济发展，从长远来看，所“得”远大于所“失”。

像武汉这样大幅提高过桥费，实际上是一种将公共责任转嫁到民众头上的行为，体现出在公共项目收费上的任意性。而之所以能够任意增加收费项目或提高相关项目收费标准，说到底，是因为其收费行为难受到有效的制度性制约。

虽说举行听证会是制约收费行为的方式之一，但是由于当前存在一些听证代表名额设置不合理、听证代表代表性不强等原因，相当部分听证会实际上沦为一种走过场。

而要避免类似现象出现，首先需要进一步完善听证制度，通过有效制度设计切实发挥听证制度的制约作用，避免听证会沦为一种形式；其次，人大应当在包括过桥费在内的公共项目收费上发挥监督作用；另外，在司法领域还应建立集体诉讼制度，通过受理利益相关方集体诉讼，形成民众对于收费与涨价行为的法律制约。如此多管齐下，一些任意收费与涨价现象才能得到有效减少，民众利益才能得到更为切实的维护。（魏文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