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财政收入超常增长可能意味着税负走高。去年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20.4%，不过这只是预算内收入，按照国际惯例，还要加上约5%的政府收费和约5%社保收入，如果再加上一些地方的集资、罚款、摊派等收入，我国的税负水平应已超过高收入国家。

 其三，财政收入超常增长与财政支出是否透明、合理并未实现同步。虽然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稍低，但发达国家财政支出在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比例却比我国高出许多。尽管如此，地方政府无限扩张的支出需求却仍让各级财政倍感紧张。国家审计署近日披露了高达2.79万亿元的地方债务，这些债务恐怕最终还要纳税人来买单。

 自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速一直高于经济增速；自1998年房改启动以来，房地产逐渐成为汲取财富的抽水机，导致多年来财政收入增长高于居民收入增长。此外，政府占有资源越来越多，行政管理成本逐年上升，而“不差钱”主导下的投资又形成了全社会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的不良现象。至于财政收入增长如何促进政府管理效率提高、如何切实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保障社会的公平与效率等问题，却仍经不起推敲。也许，财税体制亟待变革，而改革的方向，或许正是严格控制财政收入脱离GDP发展速度的超常增长，并真正形成藏富于民的理念与社会机制。（莫丰齐 原题：该如何看待8万亿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