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襄阳解放　康泽被俘

　　1948年7月2日，正当豫东战役如火如荼、区寿年兵团遭痛歼的时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命令以王近山为司令员的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桐柏军区主力和陕南第十二旅发起襄樊战役。

　　襄樊城为襄阳、樊城的总称。襄阳城北依汉水，与樊城仅一水之隔，城南及城西南为万山、真武山、琵琶山、凤凰山、虎头山、羊祜山等海拔160米到460余米不等的山地，形成护卫襄阳城的天然屏障，城四周有高厚的城墙，城墙外有宽阔的水壕，城内外和城南、城西南山地有大批永备工事，易守难攻，所以在当地老百姓中流传着“铁打的襄阳”的说法。

　　7月6日，解放军各参战部队按计划完成对襄阳城的合围。王近山司令员从当时的敌我态势出发，下令首先“刀劈三关”———夺取城西屏障琵琶山、真武山和西门外的铁佛寺。战斗打响后，襄阳守军凭借有利地形和既设工事进行顽抗，并施放毒气，使解放军无法前进。

　　一连几天，解放军对襄阳城南山区的攻击屡屡受挫，伤亡不断增加，官兵中产生了急躁情绪。

　　王近山采纳大家的意见，下令采用“撇山攻城，直捣西门的战术”。避开敌人山头阵地的火力，直接攻城。

　　7月9日，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电令康泽：“匪众我寡，守备襄樊，则更单薄，着即放弃樊城，秘密集中，全力固守襄阳待援”、“已令整编第七、第九师主力分道兼程来援，因抽调兵力需时，务须能固守到七月二十二日”。

　　当日下午，樊城守敌惧怕被歼，在飞机掩护下放弃樊城，遵照命令撤过汉水，缩回襄阳城内。

　　7月11日起，解放军各参战部队按照各自分工，发起总攻击。第六纵队主力采用在城西狭长走廊上挖交通壕和梯次掩护的办法，毅然楔入西关，激战至13日将大部西关占领。

　　西关告急，康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他迫不及待地向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乞求援助。蒋介石在复电中给康泽打气：“共军必无远程炮与重武器，弃山守城，固守待援。”14日下午，白崇禧派飞机掩护城南山地敌军全部撤回襄阳城内。

　　康泽明知不能抵御解放军的进攻，但还在电台里向蒋介石表示决心：“生决与城共存亡”。故作镇静，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命令下属照例每天升旗、降旗，也照例每天给下属讲话，给部下打气，要部下和他一道把自己的胸膛当作抵抗共产党进攻的武器。同时，他又不得不向南京发出最后乞电：“职固守最后碉堡以待援军。”

　　15日20时30分，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解放军对襄阳城发起总攻！火炮不断轰击西门防御工事。爆破组在炮火中连续爆破，把城墙炸开了一个大洞，第六纵队首先突破西门，随后桐柏军区和陕南军区部队分别从城东南和城东北突入城内，同敌军进行逐街逐巷争夺，襄阳城内战斗空前激烈。激战到16日拂晓，各参战部队很快便把敌人压缩在康泽司令部所在地东街杨家祠堂和古楼一带狭小区域。直到这时，康泽仍继续负隅顽抗，幻想蒋介石派援兵解围。殊不知，援军在途中遭到解放军强大兵力阻击，已无法到达襄阳城。

　　7月16日早晨，康泽司令部周围步枪声、机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四面八方皆有解放军喊话声：“缴枪不杀！”“投降不打！”这时，胡学熙找来一套士兵服，劝康泽化装成士兵，趁乱逃走。康泽将头一梗说，“这不是我康泽的为人。”奉令指挥坚守碉堡和坑道的副官回来找康泽，可找遍了司令部亦不见康泽的影子。好容易在右边一条坑道里发现康泽正头戴钢盔，盘着双腿，像老僧入定似地席地而坐。便和卫士将康泽扶起来送到中心碉堡的底层。一直跟司令官形影不离的易谦、胡学熙早已丢下司令官自己逃命去了。

　　康泽在坑道里“老僧入定”时，副司令官郭勋祺则在中心碉堡里督战，指挥特务营和宪兵数百人拼死抵抗。僵持至下午16时，王近山指挥部队开始了最后的攻击：炮兵射击，步兵冲击，工兵爆破，杨家祠堂的围墙被轰垮，塔楼工事被炸塌。突然，又有几包炸药从碉堡墙根爆炸，惊天动地，碉堡里蒋军官兵非死即伤。解放军战士端枪冲进碉堡底层时，只见康泽卧倒在地上，身躯右侧被火药烧伤，但伤势不重，因戴着钢盔，头部未损。

　　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下，襄阳守敌2.1万余人被歼，康泽、郭勋祺等一批高中级主官被俘。

　　六、重新改造 康泽被特赦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