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别动队”赢得蒋介石信任

　　1927年10月，康泽由莫斯科学成归国，任北伐军总司令侍从参谋，同年冬，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后改任总司令部江西“剿共”宣传大队大队长，在反共、反革命战争中显示出出众的宣传才华，赢得蒋介石特别信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风起云涌的抗日爱国运动震撼了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核心。坐在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宝座上的蒋介石终日惶惶不安，苦心焦思。然而，他考虑的不是怎样组织军队和民众去抗日，而是想搞一个新花样，去加强他的国家机器，实行更凶恶的统治，把已经动摇了的政权再巩固下来。为此，蒋介石在南京他的官邸召集康泽、贺衷寒、桂永清、郑介民、戴笠、邓文仪等10余名心腹开会，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想，我们要有像苏联的那种‘格柏乌’（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就好了。”

　　会后，中国的所谓“格柏乌”便按照蒋介石的旨意组织起来。贺衷寒负责起草章程，康泽负责起草纪律条例。关于组织的名称，贺衷寒主张用“力行社”，康泽主张用“复兴社”。结果，蒋介石选用了“复兴社”，并写了“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四句话作为“复兴社”的政治纲领。1932年3月，“复兴社”在南京励志社会议室正式宣告成立，蒋介石兼任社长，其骨干成员面对蒋介石举手宣誓：“余誓以至诚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令，保持本社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极刑”。一个月后，蒋介石为“复兴社”拟定了宣传口号：“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

　　16年后，成了人民解放军俘虏的康泽，在北京功德林接受思想改造时，谈到“复兴社”这个组织，他是这样说的：它是十足的法西斯鬼魂到蒋介石腹中托胎的产儿，所谓“政治纲领”完全是骗人的幌子，而宣传口号才是它真正的灵魂。

　　在蒋记特务系统中，最重要的一支就是“复兴社”。“复兴社”又分为三支，一支是贺衷寒的“政训”系统，一支是康泽的“别动队”系统，一支是戴笠的“特务处”系统。

　　康泽的“别动队”系统起源于“特训班”。

　　1933年蒋介石为了扩军反共，决定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专门培训反共下级军官。蒋自兼校长，康泽任班主任。学员的来源从军校各期失业学员、失业军人扩大到大中学生。康泽办班认真，很快便使特训班成为了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武装特务组织。同年10月，康泽又兼任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所谓“别动队”，是蒋介石从德国希特勒和意大利墨索里尼那里学来的在中国实行法西斯统治的武装特务组织。它以特训班人员为基础，受蒋介石的直接指挥。它的任务主要是分为若干个小分队，深入苏区进行反共活动，并在那些红军暂时撤离的地区，组织带领地主还乡团对革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反攻倒算。它的队员，有时以正式军官身份出现，有时则化装改扮，暗佩手枪进行秘密活动。它的人数虽不多，但武器好，又都接受过新的反共理论教育和严格训练，个个穷凶极恶，所以破坏性极大。他们所到之处，大肆诬蔑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和苏区的反动势力相结合，任意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以至秘密刑讯和杀人，极力摧毁中共的地下组织。由于它们屡建“殊勋”，所以也就屡屡得到蒋介石的嘉奖和表扬。蒋介石曾下达旨意：“为保证别动队员执行紧急任务的需要，一切车辆均应予以方便。”

　　“别动队”得到蒋介石的宠信，更加不可一世，他们自以为是蒋的“御林军”，可以“见官大一级”，便到处耀武扬威，作威作福，搞得天怒人怨。

　　三、抗日战争：当选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