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张学良在洛川实现会谈。

　　张学良不断为红军提供弹药和经费

    4月9日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洛川实现了历史性会晤。

    就联苏抗日问题，张学良非常盼望能获得苏联的援助与支持，关切苏联是否真心援助中国。周恩来予以肯定回答。

    在约定经济通商的基础上，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共和红军目前给养困难，请张学良帮助采购无线电器材、医药卫生器材等。张学良应允：普通购物由红军在其防地设店自购，无线电、药品代为办理，并可送弹药。关于具体的弹药补充数额，时任第一二九师副官处长的吕伟绩（曾任张学良将军侍卫官）说：“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副主席在肤施秘约协议，张给红军补充弹药总数为1100万发，由东北军一二九师及一○八师师长张文清和骑兵军军长何柱国部分别补给”，并绝对保密。吕作为承办人，虽没有参加肤施会谈，但所言应当具有一定的可信性。记录这一回忆的李铁醒也这样认为：“我们东北军第一二九师驻延安第三十八团少将军需王德环是代表我方的直接联络负责人。因此项秘密补给工作绝对保密，我东北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就是监视我们部队行动的。万一戏法变漏了，不但个人有杀身之祸，东北军全局也都输掉了。由于吕伟绩担任东北军一二九师代理处长，秘密给红军补给步机枪弹和军用物资等的事实是可信的。”同时，张学良表示：我方库存军用物资已调入陕西，包括红军在内，两三年也用不完，这事我完全负责。张学良还对周恩来讲：我有一大笔私款可作抗日军费。

    4月10日清晨4时，张学良送周恩来一本《申报》60年纪念印制出版的中国第一本精确的等高投影设色按经纬度编绘的全国地图作为留念。他同时以私人名义出资，当场向中共捐赠2万块大洋。据时任张学良部粮秣处长的张政枋回忆，有此项支出。另有一说：张学良送给中共5万块大洋，不是2万块。笔者2004年10月访沈阳张氏大帅府原馆长杨景华时，他说：1994年7月20日杨尚昆到我馆参观时回忆，当年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会谈后，张学良问周恩来，贵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巧妙地伸出5个手指头，答说，共有5个军。张学良又问：贵党有几位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答，有五位（指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张学良听后讲，那我就送点生活费给五位领导人，表示一下意思。事后，张学良派自己的粮秣处长张政枋用2辆汽车，将5万银圆，分装在23个麻口铁桶中，送给红军。我就是这批银圆的接收者。当时打开桶，看到里面是全新的银圆时，流出了眼泪，感叹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后来，张学良没少接济红军物资，这些接济的物资一直由张政枋等人运送，时间截至1936年12月9日，西安事变前夕。

    杨尚昆曾任东征军的政治部主任及后来抗大政治部主任、前敌总指挥部主任、军委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其回忆应当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只是年代久远，当中不免时间上张冠李戴。但至少5万银圆事，被其他史料佐证过。笔者以为，周、张肤施会谈后即送5万银圆不太可信。对证后来张学良曾专门送过中共5万银圆，也许杨尚昆所忆当是此次。需要说明的是，200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中，并没有记录上述内容。此次会谈后，张学良又送中共20万法币。相比消耗红军相当大精力、历时75天的东征所得——扩红8000人、筹款30万元，再考虑到当时中共和红军的给养窘境，2万块大洋和20万元法币对于中共来讲无疑是雪中送炭！

    张学良如此大方，与他的思想和处境不无关系。其一，张学良与中共有着共同的时局理念——抗日，这是身负国恨家仇的张学良的信念。其二，张学良看重与中共联系的苏联。张学良认为，中国抗日需要大量的军事物资援助，而联络着苏联的中共是获取苏联军事援助的关键。特别是当张学良此前不久获知南京中央政府正通过董健吾等秘密接洽中共后，更深知联络中共和红军乃是大势，不是一时之利。因此，张学良接济中共，既是想真诚地帮助暂处困难中的中共和红军，同时也是从长远的联共抗日打算，绝不是一时冲动讨中共欢喜，否则就不会在此后源源不断地接济中共和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