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等关注更大范围内的互不侵犯与通商互济。
张学良开始暗中接济红军
1936年2月上旬，高福源电告彭德怀，张学良将于当月15日由南京回西安，希望李克农再去洛川会谈。2月10日，周恩来交代李克农赴洛川准备同张学良谈判。行前，周恩来向李克农交代了两个重要问题，即“局部合作抗日”和“经济通商”，“力争谈成”。显然，红军与东北军达成“停战”共识后，中共在实现大的合作战略之前，更急于实现“经济通商”，缓解红军给养困难。
2月25日午夜，李克农、钱之光等冒雪赶抵洛川，因张学良有事未到，遂先同王以哲会谈。双方以1月的会谈为基础，很快于28日达成局部停战的口头协议，约定：凡甘泉、肤施城周围20里内，东北军得自由出城采办粮食，但不得携带武器，对苏区民众不得强买强卖。如苏区民众需至白区采购日用品时，驻城之东北军应给予方便。为避外人耳目，驻鄜县之东北军应予形式上的检查。入城后，苏区民众亦不得有侵犯或破坏东北军的行为。
据参与会谈的钱之光回忆：当时通商问题是双方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就先从通商问题谈起。在东北军方面有许多问题急需解决，因为我们到达陕北后，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解放了许多地方，好些农村成了革命根据地。有些地方也是我们经常活动的游击区。六十七军的部分军队，几个月来被困在城里，买不到粮食和柴火。好些东西靠飞机空投接济，但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驻军的需要。信件投递更谈不上。加上部队长时间得不到换防，军需装备不好解决。所以他们希望停止内战，互不侵犯，相互通商。当时红军也有些困难需要解决。如军需、武器弹药、医疗器械、药品以及一些必要的电信、文化设备都很缺乏。同时，陕北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再加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人民生活极端困难，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不但要解决军队自身的给养，还要解决人民生活疾苦的问题。因此，通过会谈，打破封锁，也是红军在这次会谈中要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
2月29日，毛泽东、彭德怀电示李克农，补充双方达成的口头协定：（甲）为巩固两军团结一致对日，确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陕甘边苏区及关中区）；（乙）鄜甘肤交通可即恢复来往，使粮服运输及经济通商，携带武器与否不必拘束；（丙）肤施甘泉两城现驻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凭价购买，为便利肤甘友军起见，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运送柴粮等物进城，恢复寻常关系；（丁）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关系，红军采买货物经过鄜县洛川等者，东北军有保护之责，东北军入苏区办货者，红军有保护之责。
相比原口头协议，毛泽东等关注的是更大范围内的互不侵犯与通商互济。3月3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李克农，要求李克农在面见张学良时，转达红军在东征中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并“请向王军长询问有无河北、热河、察哈尔、绥远四省十万分之一或其他军用图，如有，要求赠送二三份，为河北一带与日帝作战之准备”。李克农据此向王以哲提出了相应的希望。不久，王以哲派人搜集了一批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报纸、杂志，连同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等省的军用地图，赠给红军。与此相应，红军应王以哲的要求，帮助其驻肤施部队解决粮、草、盐等困难，允许驻甘泉部队换防。
3月4日，中共中央电令李克农介绍苏区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接洽王以哲部军需处长，获取关照，赴西安采购“目前办货最急西药、布匹”。6日，李克农和张学良会谈结束后的第二天，经王以哲精心安排，钱之光改扮成六十七军军官，在六十七军一名副官随行下赴西安采办货物。抵西安后，钱之光住在副官宿舍里，不轻易上街；需买的东西开出单子，交给副官去办理；买货的钱不够，由副官长兼六十七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宋学礼垫付；一些货西安没有，由副官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订货。钱之光在西安住了2个多月，采办了石印机（印纸票用）、无线电器材、烈性炸药、贵重药品、高级纸张等，再经王以哲安排汽车运到洛川军部，然后调集20多匹牲口，连人带货送到与苏区交界处。以此方式，王以哲后曾派人掩护红军采购员，穿着六十七军军装到西安采购西药、布匹等奇缺物资，体现出相当的诚意。
3月4日和5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将关于与王以哲订立口头协议等问题电告各方，通告口头协议于3月5日执行，并要求遵照执行，给予六十七军以粮柴之便利。对六十七军人员通过马路者，表示好意与欢迎，入苏区办货者加以保护，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到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订立抗日讨卖国贼协议之目的。
3月4日，张学良驾机飞到洛川与李克农谈判。在持续至5日凌晨的会谈中，双方有共识，也有争论，但均以诚挚坦白之心态，气氛相当融洽。李克农根据中共瓦窑堡会议精神对张学良的种种疑问予以解释，同时转告了东征红军的战果，再次提及对作战地图的需求。张学良对军用地图之事表示可以相助，希望中共派全权代表毛泽东或周恩来与他进一步谈判。
3月16日，李克农赶到石楼向毛泽东等汇报。中共中央判定张学良的抗日要求有诚意，决定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肤施与张学良谈判。同日，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将中共中央上述决定通知他和张学良，并对他赠送图书表示感谢。
1936年4月，中共中央与张学良部东北军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协议。从协议内容可以看出，停战前提下的“经济通商”均为历次会谈的核心内容。一定意义上讲，“经济通商”不仅成为中共从苏区外获取物资给养保障的变通方式，同时也增强了与东北军的信任——毕竟是“通商互济”，被红军围困的东北军同样需要。正是在此过程中，张学良部已开始暗中接济中共领导的红军，尽管这些接济还是有条件的、少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