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向东北军提出“经济通商”，张学良转赠中共中央1万元，开启了接济中共和红军的大门

    红军东征之际，中共中央积极寻求与周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联络。在对立状态下，联络工作伊始，中共并没指望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直接援助，而是提出更容易被接受和认同的“曲线”方案——“经济通商”，以互惠方式打破周边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缓解给养保障困难。

    在此背景下，中共与张学良部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全面展开。

    1936年1月，被红军释放的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一○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架起了中共与东北军联络的桥梁。1月16日，高福源重回瓦窑堡，附带有张学良送的2头毛驴驮运的罐头、水果和食品等，同时也带来了请红军派人面谈的要求。19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抵达洛川，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进行接触。

    出于对张学良的期望及其实力的判断，也出于对苏联援助红军的信心，毛泽东于1月20日致电李克农：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此电的核心是联合张学良抗日反蒋。电文中，毛泽东以“军饷、械弹”相许，完全是出于对苏联军援的高度预计。此后的发展说明，这对张学良坚定联共思想的影响是存在的——张学良看重的不仅仅是苏联实实在在的军饷、械弹，更在于中共是联系苏联的桥梁，而苏联则是中国抗日的战略后方。以此为基础，诚意抗日的张学良在对苏联的期望之下，不计较彼此，反倒是非常慷慨地接济渴望着苏联军援却从未得到的中共和红军。

    1月20日晚，张学良赶到洛川与李克农会晤。李克农提出“休战”、“经济通商”事项，张学良均示赞同，议定“各就原防以作疆界，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会谈后，张学良还经李克农转赠给中共中央1万元，从此开启了接济中共和红军的大门。

    此时的张学良之所以会如此迫切地希望与红军停战，一方面是他背负国恨家仇，讨厌内战，希望抗日。另一方面，蒋介石安排东北军“围剿”红军，意在既削弱红军，也削弱东北军。1935年秋，东北军与红军作战以来，先后有劳山失利、直罗镇惨败。短短不到2个月，东北军部队损失惨重，而蒋介石非但不予补充，反而取消了东北军2个师的番号。

    时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参谋处代处长的佟铁肩回忆，会晤后，李克农还与王以哲口头议定：一、东北军与中共红军双方同意立即停火；二、红军即由西安至延安公路上向两侧各撤出5华里以外，并保证公路交通和东北军驻军补给运输的安全；三、东北军同意补给中共红军一部分药品、医疗器材、通信器材和弹药等军用物资，由洛川六十七军和一○五师仓库运至肤施（今延安）转交中共中央。达成这一协议，完全基于双方互利互惠——王以哲希望被红军包围的部队得到补给，中共希望获得一些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材、通信器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