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打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

    正是在对所谓“小五界”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全国各地高校和青年学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造反的青年学生，并且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又一个松散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小头目。但是，这些学生组织以“红卫兵”作为自己的名称，已是1966年5月以后的事了。

    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除了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外，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肯定红卫兵组织。8月1日开会当天，全会就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全会于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非常明确地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全会开会期间的8月10日下午，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条》的群众(包括红卫兵)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会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已经明确肯定: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闯将。当时，毛泽东正是依靠红卫兵来搞“文化大革命”的。

    接着，毛泽东自己主动提出要接见红卫兵，并且先后接见了8次。可是，毛泽东在8次接见过程中，逐渐发现了红卫兵存在的问题，对红卫兵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有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