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陈伯达当做替罪羊

　　1964年春，在中苏论战的高潮中，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原来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扩大改组为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任务是进行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研究，重点是“两史一中心”（党史、共运史、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院长仍为陈伯达，副院长有胡乔木、周扬（兼党委书记）、胡绳，秘书长兼党委副书记是柴沫。这其中，有3人曾是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柴沫。而此时的田家英，已被排除在这一机构的领导班子之外。

　　研究院建立以后，开展的第一项重大工作是由柴沫率领研究人员到通县高各庄进行“四清”运动，时间是从1964年10月到1965年8月。接下来则是由柴沫组织大批判组，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1965年12月开始准备，到1966年2月，根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的精神，研究院大批判组撰写了两篇文章，并分别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其中有根据胡绳的指示由柴沫和洪廷彦等撰写的《论海瑞》一文。这篇文章在被《红旗》编辑部排印之后，撰写者柴沫等感到“批判的调子较低”，要求退稿，却未能如愿。

　　在此前后，柴沫凡事都向院长陈伯达汇报和请示。然而就在5月9日，陈伯达来到研究院，当众指责柴沫搞“秘书长专政”，“走田家英的门子”，“听中宣部的话瞎写文章，不听他的话”。

　　其实，这是了解内情的陈伯达以为“文革”即将发动，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已受到批判，而《二月提纲》则将被撤销，至于研究院大批判组按照《二月提纲》精神发表的批判文章，其责任不能由他这个院长来承担，应该由与田家英关系较好的柴沫来承担，于是陈伯达跑到研究院“点火”。“点火”的目的，一是撇清与自己的干系，一是清理门户。这样，经过陈伯达的煽风点火，研究院批斗柴沫以及“柴沫一小撮”的大会和小会持续不断，致使柴沫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到严重的摧残。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同时，也将田家英划为了批判的对象。当时，田家英已被停职反省。5月22日下午，负责处理田家英问题的安子文会同王力赴田家英在中南海的住所，随即，“安子文指出田家英犯了错误，要检讨，暂时不工作，即中办副主任、处理来信来访的工作暂时不作，田家英手边有许多毛主席的文件、手稿，要他交给戚本禹”。5月23日，田家英自杀。

　　据王力回忆说：5月23日上午，就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组织处理决定时，汪东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随即十分紧张地跑到主席台报告周总理：田家英自杀了。周恩来迅即派安子文、王力、戚本禹赶到现场。据王力回忆：当时田家英已不治身亡了，“他喝了一瓶茅台酒然后上吊，事先把公务员打发出去，布置了一大堆任务，如烫衣服、取衣服，买这样，买那样，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他自己倒锁了门自杀，等公务员回来敲不开门，最后报告中办把门撬开，把田家英放到地上，已经没有希望了”。王力回忆说：“对田家英，我知道毛泽东是说过一些难听的话，但是在我所参加的大的和小的会上，在他同我的多次交谈中，我没有听到他说过田家英一句坏话。他是喜欢田家英的。我断定他是怀念田家英的，对于田家英的死，他心里一定是很难过的。我不相信他对田家英说的那些气话，就是他的定论，就是不可改变的。”

　　在田家英自杀后三个多月，柴沫也愤然自戕。对于柴沫的死，毛泽东也表示了极大的惋惜，以至于他在事隔多年之后还气愤难平地问：“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