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调查中命运发生转折

　　1962年2月底，即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为了了解农村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让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赴湘潭韶山、湘乡唐家坨和宁乡炭子冲等地开展调查。田家英要柴沫共同带队去。然而，这次调查的结果却没有让毛泽东满意。

　　据调查组成员马仲扬在《难忘的调查》、丁伟志在《跟随田家英调查“包产到户”》等回忆中追述：1962年2月底，田家英再率调查组赴湖南，调查《六十条》下达后的农村状况。这次选定的地点——湘潭的韶山冲、湘乡的唐家坨、宁乡的炭子冲，分别是毛泽东的家乡和毛泽东外祖父的家乡，以及刘少奇的家乡。调查组的成员，以农村工作部、政研室的干部为主组成。此外还有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央办公厅的个别人，总共17人。他们是：农村工作部的王录、裴润、王涵之、罗贞治、刘显谦；政研室的柴沫、高禹、李洪林、郭冲、丁伟志、张作耀、孙启佑、宋士堂；红旗杂志社的张先畴、张凛；人民日报社的萧风；中办的金石；还有就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田家英和逄先知。调查组到达武汉时，在东湖宾馆的梅花岭别墅，毛泽东、王任重、谢富治曾会见了组员。当时毛泽东拿着名单逐一点名。点到柴沫时，他说：“柴沫，老朋友了！你在延安我的办公室工作过，还管过我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在困难时期做得不错。”不过，在点完了名之后，毛泽东开玩笑似的说：“知识分子成堆么！”

　　调查组到达韶山后，分三路开展工作，其中的韶山大队以柴沫、裴润为正、副组长，湘乡大坪大队（即唐家坨所在的大队）以高禹、萧风为正、副组长，宁乡炭子冲大队以王录、张凛为正、副组长。田家英则在韶山负责全组的调查工作。

　　调查中，社员们普遍提出了实行“分田到户”的强烈要求。田家英等在认真考虑农民群众的意见之后，认为《六十条》虽然改善了生产和生活状况，但是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面临的经济困难，不能有力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无法从根本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随即，调查组在报告中反映了这些农民提出的强烈要求，并且认为只要允许农民这样做后，“就会精耕细作，两三年就能恢复生产”，“粮食可以增产，家庭副业也能很快发展，社员吃得饱，征购好完成，政府也买得到东西”。报告还认为它表达的是农民恢复生产的强烈愿望，“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问题”，“不能用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作解释”。

　　不久，田家英和逄先知赴上海向毛泽东汇报，调查组则暂由柴沫主持。据逄先知后来回忆：在上海，田家英把调查组在韶山、大坪和炭子冲三个点的调查报告送给了毛泽东和陈云，并把炭子冲的报告寄给了在北京的刘少奇。三人对此的反应立即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陈云称赞了报告，认为“观点鲜明”；刘少奇也认为很好；毛泽东则很冷漠。毛泽东在听了田家英的口头报告之后，当即明确表态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然而，田家英等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相反，田家英回到北京后，认为自己关于在农村实行多种所有制以恢复农业生产的设想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支持，准备在湖南调查的基础上，着手起草《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的文件，又布置政研室再组织两个调查组分别赴对“包产到户”持抵制意见的东北和山西（这两个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和省委有反对和抵触“包产到户”的呼声）去调研。

　　柴沫则在政研室认真传达了田家英的意见。他此时以为中央已经原则上同意要在部分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只是考虑到波及面的大小，要调查组再去两地做一番调查。最后，高禹带队去了山西，王忍之、张作耀、马仲扬等则随柴沫去了东北（到长春后又增加了王广宇）。据马仲扬回忆：“柴沫督促我们每到一地，每有所闻所见，都立即连夜写出报告，即发北京，报田家英。”岂不料，这又是“罪”上加“罪”。

　　就在调查组在湖南开展调查期间，田家英还曾请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和研究室主任、中办财经组组长梅行专程到韶山向调查组传达中央当时拟定的《休养生息二十条》。梅行说中央对当时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困难还未充分暴露”，“现在还没到沟底”，“要有思想准备”，为此中央设想在“重灾区”对于“包产到户”暂时不纠正。随即，柴沫受田家英委托，派人去安徽无为县考察当地“包产到户”的状况。此后，田家英把《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调查》刊登在中央办公厅的《简讯》上。“文革”中，这成了田家英等人的一条罪状，被视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新农村”、“疯狂鼓吹复辟资本主义”的证据。据逄先知回忆：就在调查组在东北开展调查的时候，毛泽东又严厉批评了田家英，认为他回到北京后不修改《六十条》而是去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决定由陈伯达负责为中央起草《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文件。接着，在北戴河会议（即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的工作会议）以及稍后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包产到户”的主张，并大讲“阶级斗争”，提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尽管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公开批评刘少奇等一线的中央领导人，但已公开而且严厉地批评了田家英，并且说他“把持政研室”。这也就是说，自此，田家英已经彻底失去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在此前后，正在东北开展调查的柴沫突然接到了田家英的电话，要他们立即结束调查返回北京。获悉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之后，柴沫等感到事情突然，不明白中央为什么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此后，田家英不再负责政研室的工作，柴沫则做了一次自我检讨。据丁伟志事后回忆：“谁也没料到，四年之后，从田家英到柴沫，连同我们这些他们的追随者，会因此被一齐投入到灭顶的灾难中。”又据王力回忆：1962年北戴河会议批判“三自一包”，“主要是批陈云，附带批田家英”。与此同时，也曾是毛泽东秘书的柴沫，也受到了冷落。

　　被陈伯达当做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