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柴沫自杀的批示

　　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记载，毛泽东于1972年11月4日、12月5日曾分别在反映柴沫情况的两份来信摘报上批示说：“纪、汪酌处。”“纪、汪处理。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这里的“纪”是指纪登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汪”则是指汪东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至于来信中所提到的柴沫，早在延安时期曾任职于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并且是毛泽东的秘书。自杀之前，柴沫曾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秘书长和党委副书记。

　　1962年，柴沫参加了田家英率领的赴湖南的农村调查组。调查组根据实际情况，向中央反映了农村的现状，主张实行“包产到户”，田家英和柴沫等因此受到毛泽东的冷落。1966年“文革”发动后，陈伯达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组织了对柴沫的批判，并指责他是“田家英的人”、搞所谓“秘书长专政”等。此后，随着“文革”的升级，对柴沫的批判也愈演愈烈。1966年9月4日，柴沫在被隔离审查之后，绝望自杀。此后，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亦告解散。

　　上述反映柴沫情况的两份来信摘报及毛泽东的批复，一份见于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11月3日编印的《要信摘报》第270号，摘报说：原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班郭冲等八人及该院原秘书长柴沫的妻子王若林写信给毛主席，信中说，1966年5月，陈伯达曾三次来院讲话，说柴沫不听他的话，不走他的门子；陈伯达还勾结关锋、戚本禹等，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柴沫打倒，从此大会批斗、小会追逼，白天监督劳动、黑夜轮番审讯，使柴沫的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很大的折磨，乃至被迫自杀。后来经过对柴沫的历史和他生前全部工作的反复调查，证明他是党的一个好干部。现在陈伯达已揪出两年多，该院学习班也办了一年零七个月了，可是对陈伯达迫害柴沫的罪行还没有得到清算，对柴沫本人也未作出正确的结论。为此，写信人恳请毛主席责成有关部门为柴沫平反，恢复名誉，并作出正确的政治结论。第二份来信摘报，见于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12月2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858号，摘要说：王若林11月30日来信，她对毛主席的批示表示无比感激，军代表也已向她传达了关于柴沫问题的结论，肯定柴沫是受陈伯达等的迫害，同时又指出柴沫因系自杀，不够党员的条件，应受到党内除名的处分，而王若林认为柴沫是在陈伯达等的逼迫下被迫自杀的，并非是他畏罪于党，故不应给予党内除名的处分。显然毛泽东是同意王若林的意见的，他还愤愤地发问：“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

　　按理说，有了毛泽东的明确批示，柴沫问题的处理似乎应该不成问题了，然而一直到了“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才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柴沫的骨灰安放仪式。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主持仪式，原研究院副院长胡绳则在悼词中揭批了陈伯达的罪行，正式为柴沫申冤昭雪，恢复名誉。

　　柴沫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