蛊惑人心的“罪状”

　　《评陶铸的两本书》，洋洋万余言，字字露杀机。林彪、“四人帮”诬人治罪的家什，几乎都被姚文元搬来向陶铸打去。所谓“奴才与叛徒”，所谓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就是其中两条最蛊惑人心的“罪状”。他们妄图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置陶铸于死地。

　　陶铸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大家大概都知道孙中山先生吧，他说过：‘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这话有点道理，但不完全。因为这抹杀了阶级的区别。是资产阶级去‘管理众人的事’呢？还是无产阶级去‘管理众人的事’呢？这是含糊不得的。”陶铸说得明明白白，政治的阶级性是“含糊不得的”。但姚文元在引文时，故意将这一段“含糊不得”的话用删节号砍去了。并据此定罪说：“陶铸对于国民党的那些极其腐朽反动的唯心论，以及刽子手蒋介石的黑话，是记得很牢，背得很熟的。这些反革命的货色在他‘精神生活’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只有叛徒的嘴巴里才吐得出这样反动的东西。”如此这般，就给陶铸作了“叛徒”和“奴才”的结论。

　　江青、陈伯达一伙，当时还散布流言，说什么陶铸在南京监狱中曾给蒋介石写信，自称是蒋的“学生”，向“蒋校长”求饶。姚文元在黑文中也闪烁其辞地说，陶铸说过他是蒋介石的“学生”。其实这封 “陶铸给蒋介石的信”，是“造反兵团”一伙人伪造的。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就拿来蛊惑人心，治人以罪。

　　姚文元抓住陶铸说过的一两句话，就把陶铸诬为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文化大革命”初期，陶铸曾被陈伯达、江青一伙指责为“死保各地的走资派”、“最大的保皇派”，戴上“右”字号的帽子。就在这篇文章中，姚文元也诬称陶铸“压制革命群众，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就在陶铸被非法监禁8个月之后，他们又突然宣布陶铸是极“左”思潮的代表。姚文元还在文中说：“在当前胜利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的大方向，……十分注意不让陶铸式的人物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搅乱了我们的阵线。”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颠倒黑白的谰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