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向原国民党政府军第12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前右）发特赦释放通知书。

    十名特赦人员兴冲冲抵达香港，台湾当局却冷漠相对

    在获释人员中，已有280余名战犯向政府提出留在大陆生活和安排工作的要求。党和政府很快同意了他们的申请。

    要求前往台湾与亲友团聚的十名获释人员的申请也很快得到了批准。十名申请赴台人员是：原国民党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王秉钺，此时已71岁高龄，母亲、妻子和子女多人在台湾。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时年74岁，是这一批特赦人员中年纪最大的，妻子及多名子女在台湾。原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王云沛。原国民党军统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时年69岁。他有七名子女在台湾，最小的女儿在美国读书毕业后工作。原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军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时年56岁，是当时所有释放战犯中年纪最轻的。与其他去台战犯不同的是，蔡省三的妻子曹雪霞此时生活在江西，蔡在台湾并没有亲人，他去台湾只是前去探望旧友。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段克文，有一个侄子在台湾。原国民党青年军二○四师上校团长张海商，时年68岁，妻子和儿女均在台湾。原国民党一五○师上校团长杨南村，时年70岁，妻子和子女在台湾生活。原国民党第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时年61岁，母亲、妻子和子女均在台湾。原国民党第二八一师上校团长赵一雪，时年67岁，父母早亡，妻子下落不明，其叔婶在台湾，从小由叔叔抚养成人的他急于去台湾拜见叔婶。

    对于王秉钺等十名希望赴台与亲人相聚的获释人员，中央不仅给足路费，而且还在4月11日他们将要离开北京前往香港之前，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在全国政协礼堂设宴饯行。两天后，十名获释人员在首都机场登上了飞往广州的客机。抵达广州后，他们受到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再次隆重饯行。香港几家主要媒体的记者，先期到达广州，并顺利见到这些获释人员。

    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王秉钺动情地谈到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的生活：“我们的食住都得到了优待，共产党做到不杀不辱。我们虽是战犯，但所居住的管理所跟普通民居差不多，吃的粮食和共产党干部一样。在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共产党干部吃的比我们还少。我长期患胃病，在扣押时曾多次复发，每次都手肿脚肿，但每次都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曾有两次送北京及沈阳医院治疗。……政府根据我们各人的情况批准回台湾，政府没有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也没有任务。我的妻子、儿女都在台湾，我怀念他们，我想尽早与他们相聚。”

    4月14日上午，十名获释人员从广州乘火车前往深圳，中午时分抵达香港。不久，他们就下榻在位于九龙弥敦道上的帝国酒店和加拿芬道上的兰宫酒店。王秉钺、蔡省三、周养浩、段克文、陈士章五人住在帝国酒店，王云沛、张铁石、赵一雪、杨南村、张海商五人住在兰宫酒店。十名获释人员来到香港后，很快就成为各路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香港《快报》记者在十名获释人员赴港的列车上就采访了他们。

    《快报》这样写道：“在火车厢中，这十名战犯并未拒绝记者的采访，他们口若悬河，对答纯熟，以同一语气强调中共对战俘宽大为怀，在监狱里享受优厚的待遇，营养比中共老干部还丰富。……从广州来港，他们每人获得港币2000元作为路费。同时，他们每人还得一张由昨天起生效的为期半年的进入大陆通行证。”

    在记者采访周养浩时，他说：“我曾三次参观中国各地工业及建设，我对中共的建设进度甚为称赞。如不会对我不利和被怀疑，我会留台湾，否则会返回大陆。”张铁石对记者这样表示：“我此次去台湾主要是为探望母亲和妻子，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在台中，纯粹是和家人团聚，没有担负任何政治使命。”王秉钺已经年过七旬，家人都在台湾。他充满深情地说：“我到台湾之后，希望给我爱妻突如其来的惊喜。”段克文的亲人在世者已经不多，他表示此次去台，主要是“探望我多年始终通信的亲侄，以享天伦之乐”。赵一雪说：“我赴台的目的是会见叔婶及弟妹，我自小即为叔父养大，他待我如同父亲，虽然20多年来完全没有通信，我知道他仍然健在。”杨南村表示：“我和妻儿断绝音讯已久，希望此行获得国民党的帮助，使我一家团聚。”

    然而，当十名获释人员抵达香港以后，台湾方面对于他们的到来并没有表现出预想的友善姿态。十人在香港停留的时间只有七天，然而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台湾当局却没有任何欢迎他们回到台湾的表示。这样，兴冲冲从祖国大陆来到香港、等候赴台与亲人团聚的十名获释人员，在大失所望之余对台湾当局的冷漠做法产生深深的疑惑。他们不明白，当年在战场上为国民党卖命，被俘以后又坐了20多年监狱的他们，在得到中共的宽大处理和礼遇出境后，竟然连赶去台湾和亲人相聚的要求也得不到满足。这究竟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