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运天津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记者在1924年4月15日的《京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清室擅卖古物引起质问》。文中称，国会议员李燮阳、王乃昌等22人，质问北洋政府内务部为何坐视清室盗卖国宝而不管不问，并提出应把故宫中的古物悉数提出保存。

    由于《清室优待条件》中明文规定，故宫中的古物，清室只有使用的权利，不得变卖、抵押。清室卖宝，盐业银行买宝，其实都属违法之举。

    此时，清室与盐业银行的交易正在洽谈中，外界听到一些风声但并无实据。几天后，清室内务府登报称，他们正筹备设立“皇室博览馆”，将古物、古籍自行陈列，以供全球之研究。

    一方面，言之凿凿要设立所谓“皇室博览馆”，一方面却马不停蹄地与盐业银行进行着抵押国宝的交易。清室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可很快，清廷盗卖国宝的消息便在北京城传开了。

    清室内务府和盐业银行纷纷出来辟谣。北京盐业银行副经理王绍贤回忆，为了转移目标，他们曾散布是日本正舍银行和山中洋行所为。后来，《京报》以“清室盗卖古物”为题正式揭发了此事，此时时间已是1925年2月了。

    这时的溥仪和他的小朝廷，早已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原本就赎回无望的众国宝，更成为盐业银行的囊中之物。在补了溥仪一些钱后，金编钟和众多金册、玉器、瓷器正式成为盐业银行的私产。

    因为买卖国宝实属违法，所以一开始盐业银行便没有把它们写在账上。那么，盐业银行怎样才能把账面上那80万元的亏空补上呢？原沪上金融界的老人儿、曾与盐业银行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孙曜东回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满清遗老、没落豪门靠典卖文物过活的时期，也是中外收藏家、古董商和新富阶层

    大量“收货”的时期。盐业银行卖出了一些清室抵押文物，获得丰厚的回报，不但还清了清室的押款本利，还剩下几千件文物，其中就包括那16只金编钟。这样，账面上的欠款还清，剩余之物自然成了盐业银行的账外之财了。

    胡仲文后来回忆，1929年当他作为四行储蓄会会计领组到盐业银行改革会计制度时，发现这笔借款早已从该行账上核销了。

    盐业银行账上虽然做得天衣无缝，但他们私购国宝的消息却不胫而走。此后，连年军阀混战，北洋政府的主政者走马灯似地换了一拨又一拨。可是每批当权者都忘不了四下打探金编钟的去向。

    而金编钟和众国宝则静静地安放于盐业银行东交民巷的地下金库中，几位知情者也严守着秘密，对外绝口不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华北岌岌可危，北平城笼罩在战火的阴霾之下。

    刚刚成立不久的故宫博物院，酝酿着国宝南迁的计划。尽管社会上反对之声炽烈，但将近两万箱的故宫古物还是踏上了南迁之路。文津街的国家图书馆，也开始了馆藏善本的封存装箱，几百箱古籍善本、敦煌遗书以及金石拓片，被秘密运往天津租界的银行金库。

    正如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所言：“土地失了，尚有收复之可能，国宝一亡，永无复还之望了。”此时，身处东交民巷的盐业银行经理们也开始为地下金库中的这几千件文物寻找藏身之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繁华程度远超北京，与上海不分伯仲。即便是今天走在天津大街上，也随处可见当年的洋楼林立。由于天津乃北方金融中心，所以天津盐业银行的规模较北京大很多，而且地处法租界，即使日本人打来，也会对法国人有所忌惮。于是，此时的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与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商议后，决定把金编钟和两千余件瓷器、玉器，秘密运往天津。此时，天津盐业银行的经理正是陈亦侯。

    陈亦侯之子陈骧龙告诉记者，运送文物之事非常机密，只有盐业银行高层的几名经理知道。趁着夜色，陈亦侯开着自己的别克汽车，把装好了箱的文物运往天津。谁也不知道，他在这条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走了多少趟。

    陈骧龙笑着说：“听我父亲说，有一回在路上还撞了个喝醉了酒的日本人。当时也没敢停车，踩着油门就跑了。”还好事后并没有被人发现，否则不但密运古物的事情败露，陈亦侯自己也性命堪忧。多少年后，当他把这个小插曲当笑话跟儿子提起时，还存着几分侥幸与后怕。

    金编钟和一干文物运到天津后，直接进了盐业银行的地下金库。如今坐落在天津赤峰道12号的大楼，就是当年的天津盐业银行。这座上世纪20年代兴建的大楼，即便在众多现代建筑的映衬下，仍显得非常气派。营业大厅大理石铺地，富丽堂皇，楼梯间的玻璃彩窗描绘着长芦盐场的兴旺景象。

    说起盐业银行大楼的地下金库，陈骧龙仍忍不住挑起大拇指。“天津盐业银行的地库简直棒极了。地板是实木的，东西掉地上绝对摔不坏，也不会有声。地库的钢板门一尺厚，关上连气儿都不透。据说，给盐业银行做防盗系统的那家公司，还给美国白宫做过防护。”

    金编钟放在这样坚固的地下仓库中，盐业银行的经理们总算能松口气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