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瘗藏圣物

    释迦牟尼佛茶毗后，其真身舍利被摩揭陀国、释迦族等八国建塔供养。阿育王即位(前273年—前232年)后，重新分佛舍利供奉，使其流传东南亚及中国。南京供奉佛舍利历史悠久，也是中国历史上瘗藏圣物最早、最多的城市。

    中国佛塔之祖是洛阳白马寺塔，建于东汉，而中国之有佛舍利塔——阿育王塔，始于三国吴时建康。孙权建造建初寺并阿育王塔，供奉康僧会请得的舍利，开始了南京先后10次瘗藏圣物的历程。

    东晋孝武帝宁康(373—375)中，僧人慧达(刘萨河)至京师建康，在长干塔下挖掘得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铁函，函中又有银函。银函裹金函，金函裹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发。发神长数尺，卷则成螺，光色炫耀。据《南朝佛寺志》卷上记载，慧达“复于其地建寺，造三级塔，遂称其寺为长干寺。梁时大加兴建，号为阿育王寺”。

    刘宋元徽三年(475年)，僧人法献西游于阗，在鄂尔浑河和土拉河流域一带得到了佛牙舍利一枚，秘不示人达15年之久。临终前，才将佛牙献出，藏于南京上定林寺的佛牙阁里，广受四方佛徒朝拜。历经隋唐和五代，这颗佛牙被辗转传到北方的燕都(今北京)。辽咸雍七年(1071)，佛牙被安放在北京西山灵光寺的招仙塔内，深藏在塔基之下。1900年，“八国联军”的炮火将招仙塔轰毁，邻近的灵光寺僧人在整理宝塔瓦砾时，在塔基下发现佛牙。此后，佛牙便一直供养在北京西山八大处灵光寺佛牙舍利塔里。

    隋仁寿元年(601年)，栖霞寺建舍利塔。《帝京景物略》记载：“隋文帝遇阿罗汉授舍利一囊，与法师昙迁数之，奠定多少，乃以七宝函致雍歧等三十州，州建一塔”。《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记载：“相传文帝遇异尼，得舍利数百颗，分八十三州，各树塔，蒋州其一也”。原塔早已塌毁废弃，五代南唐时高越、林仁又重新修建，现存塔应是南唐所建的。虽未发掘，塔中应藏有舍利。

    唐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润州刺史李德裕将隋唐时期荒废已久的长干寺阿育王塔地宫打开，从中发现了21枚佛祖真身舍利。李德裕将其中的11枚舍利迁往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在北固山甘露寺建塔供奉，另外的10枚则被留在了原地。

    北宋端拱元年﹙988﹚，玄奘大师顶骨被迎到南京。玄奘是我国著名高僧和佛典翻译家，被尊称为玄奘大师、唐三藏。唐麟德元年(664)，玄奘大师圆寂，曾先后葬在陕西玉华宫、樊川兴教寺。唐末兴教寺三藏舍利塔被毁，一僧人将玄奘顶骨带到终南山紫阁寺建塔供奉，并刻下碑文说明原委。北宋末年，天禧寺住持可政大师在紫阁寺发现了玄奘顶骨、金钵以及一些衣物，将顶骨与石碑背回南京，于天禧寺密藏供奉。明朝时，玄奘顶骨先后迁葬三藏塔和大报恩寺。太平天国时大报恩寺毁于战火，所幸顶骨藏于地宫之中，未遭破坏。1942年，侵华日军在三藏塔遗址上建造“稻垣神社”时，挖出一石函，内有玄奘遗骨及佛像铜匣等，石函上的文字记载了玄奘遗骨辗转来宁的经过。经汪精卫政府交涉，玄奘顶骨被分成6份，分置在日本、广东、天津、成都、北京及南京。位于广东与北京的顶骨，已在“文革”中遗失。南京的那份1973年被移供于灵谷寺。

    北宋初，北印度乌填曩国高僧施护等人将所携佛祖顶骨舍利奉献金陵长干寺。真宗时，可政大师奏报长干里一带佛舍利经常显灵，朝廷调查属实，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重修长干寺和塔。天禧二年(1018)，宋真宗根据他的新年号，将长干寺改称为天禧寺。南宋《景定建康志》“天禧寺”条说：“天禧寺者，乃长干道场葬释迦真身舍利，祥符中建真身舍利塔，赐号‘圣感舍利宝塔。’”2008年南京发掘大报恩寺遗址，发现大报恩寺是在宋长干寺地宫上重建的，并出土了石函等物。石函北壁上刻有《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舍利石函记》，碑文记载“长干寺葬佛顶骨舍利”。考古发现，石函内置铁函，铁函内安放七宝阿育王塔，塔内有二套盛放舍利的容器，一套鎏金银椁；另外一套为方形银函，椁、函内都有安置舍利的金棺，佛顶真骨安奉其中。

    明朝时南京还有3次瘗藏佛牙的记载。《图书集成》神异典释教部纪事二引《诸寺奇物记》：天界寺有佛牙，阔寸，长倍寸之五。万历中，僧人真淳献之尚书五台陆公，公因具金函檀龛盛之，迎供于寺之毗卢阁。牙得之天台山中。《金陵梵刹志》卷十六录有姚汝循《天界寺佛牙碑略》。

    明人注《大唐西域记》称，郑和于永乐三年(1405)赴“僧伽罗国”(今斯里兰卡)礼请佛牙，永乐九年(1411)7月9日，佛牙被迎至南京，“皇帝命于皇城内庄严旃檀金刚宝座贮之，式修供养，利益有情，祈福民庶，做无量功德。”关于这颗佛牙的归属，一种说法是7年后归还了，也有说法认为还藏在报恩寺地宫中。

    明《献花岩志》记载，献花岩供奉有“佛齿。有齿长三寸径之七方。而棱色微碧。齿端有纹如梵书。复有窍。含子如粟。颇异。僧以金刻龙首函之。”还有“佛骨。如拇指大，数片，色白质坚，数寒水石。僧云，此佛骨。闻与齿皆自滇南受诸西域之僧，已百年。贮之金函。”

    六、传播中心

    南京是古代中国江南地区最早传播佛教文化的圣地,也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复兴、研究、传播中心。每当佛教遭遇厄运抑或禅道中断，道场败坏，陷入末法之际，南京总是以承担中国佛教文化的复苏与振兴的形象出现在各个时期。

    从东吴到南朝，一代代译经大师在金陵翻译了大小乘佛教经典约500部、2000多卷，使金陵成为全国重要的译经中心、义学基地。孙吴时，支谦译经36部48卷，是南京有佛典的开始，其中《大阿弥陀经》、《般舟三昧经》奠定了汉地净土宗基础。康僧会译《阿难念弥陀经》等，注《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为佛教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东晋时，佛陀跋陀罗、法显、宝云等高僧云集道场寺，翻译了《大方广佛华严经》、《摩诃僧祗律》、《大般泥洹经》等经典，为大乘瑜伽学说东传开了先河。尸梨蜜在建初寺主持翻译了《大孔雀王神咒经》等密教经典，使密宗第一次在中国得到传播。提婆在建康讲解《阿毗昙心论》，从此有部毗昙学在我国南方流传开来。各地高僧在金陵译经，还带动了讲经之风盛行。南朝时金陵城里讲坛遍布、听众如云，梁武帝也常常亲自登台讲经，听众达万余人。

    南京还是名扬中外的刻经中心。明代南京就刻印了《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报恩寺版3种《大藏经》。清末，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立了金陵刻经处，致力于佛典的搜罗、整理、刻印，是我国第一家融经籍收藏、雕刻、印刷、流通和研究于一体的佛经出版机构。他托人在日本搜集了中国失传的佛典经疏300多种，择要刻印了3000多卷，使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等重要佛教宗派的教义又重新昌明。目前，这里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汉文木刻版佛经的出版中心，藏有从全国各地收集的各类经版及自刻经版13万多块(含佛教典籍1500多种)、佛像版18种和大批珍贵的古代佛教经书，每年刻印10多万册佛教经籍，流通至国内寺庙以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

    1907年，杨仁山设僧学堂祇洹精舍，创办近代佛教著名的居士道场，培养了欧阳竟无、梅光羲、太虚、仁山等僧俗佛教人才。1910年，他建立了佛学研究会，研究佛学，宣讲佛法，培养了许多学者。杨仁山的高足欧阳竟无是近代中国的佛学大师，他苦心经营金陵刻经处及佛学研究部，并创立了支那内学院，培养了不少佛学研究人才。金陵刻经处第三代传人吕澄先生，在研究与传播佛教文化方面亦有非凡建树，对现代佛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民国之后，太虚大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佛教会以及抗战胜利后成立的中国佛教总会，使南京成为全国的佛教活动中心。

    由此赵朴初先生曾赞叹道：“在中国佛教史上，南京作佛教学术的中心是当之无愧的。” （叶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