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一伙不择手段制造伪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了复查。结果证明,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搞出来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没有一项指控是符合事实的。他们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和毛泽东,欺骗全党和全国人民。
伪证为什么能够制造出来?原因很复杂,主要是林彪、江青一伙的有意迫害,而“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路线,则为他们的非法活动提供了条件。到1966年底,“打倒刘少奇”的行动已经从北京蔓延到全国。12月,北京地区一些老红卫兵,因为刘少奇鸣不平,被“中央文革”下令抓了起来。
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陶铸,也因为有过一些保护刘少奇、邓小平的言论,被打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于1967年1月被突然打倒。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从普通群众到高级干部,只准说刘少奇坏,不准说刘少奇好。同时,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势下,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法制破坏殆尽,使江青、康生之流得以为所欲为,以售其奸。
伪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现在看来,直接的手段主要是刑讯逼供、弄虚作假,间接的手段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1)先定性,后罗织罪名。1966年12月下旬,在尚未对刘少奇作任何审查的情况下,江青一伙就宣称刘少奇是打倒对象,鼓动造反派采取“倒刘”行动。12月31日江青在同刘少奇女儿刘涛谈话中说:“你要知道刘少奇的问题早就定了,现在不解决,是因为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到了1967年,根据一些揭发材料成立了刘少奇的专案组,但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调查核实,江青、康生等人却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提到刘少奇时总要毫无根据地冠以“反革命”、“大叛徒”等帽子。1967年4月1日公开发表的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更以权威的口吻宣称:“你(指刘少奇)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8月4日康生对专案组人员说:“刘、邓、彭、罗、陆、杨等是老干部、是老革命吗?他们是一贯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叛徒、老反革命。”谢富治曾对专案组工作人员说:“对刘、邓、陶要作拼死的斗争,坚决打倒。办案就是伟大的革命,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一段时间里,专案组费尽力气仍未找到能说明刘少奇所谓“自首叛变”的证据。江青对此大为恼火,1968年3月13日在专案组会议上说:“我觉得你们现在主要是思想不解放,右倾保守,要解放一下思想嘛!”她武断地说:“刘少奇是个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小将整理的材料,比你们整理的好。你们现在的材料有进展,但有好多东西没有超过红卫兵的材料。”
(2)对办案人员威逼利诱。江青、康生等人对抽调来参加专案组工作的人员,用又打又拉的手段不断施加压力,严密控制。平时,他们一再强调专案对象都是敌人,对这些人要狠。1967年10月23日,谢富治在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会议上说:“所有列入专案的,都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要同这些人作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斗争,绝不能施仁政,不能妥协。”康生说:“现在打的是尖锐的隐蔽的国共战争,没有坚强的阶级(立场),专案是搞不好的。”康生还假惺惺地对办案人员说:“你们的前途很伟大,不要骄傲,你们是中央信任的干部。一个同志为党中央所信任,所依靠,比什么级别都重要。”“你们填干部履历表,填上哪年哪月在中央搞专案,比提级还光荣。”江青也多次吹捧“搞专案的同志是无名英雄”、“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但当办案人员稍有不慎,或有不同意见,轻者被他们斥为“右倾”,重则逮捕入狱,有的受到处分或被送回原单位批斗。“刘、王专案组”的领导成员换了三次,有两个人被关进监狱。
1968年3月13日江青在八个专案组会议上批评“刘、王专案组”说:“有个案子我很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还能全家去照像,摔了一跤,也没有死。你们右顾,不要嫌我说话尖锐,王世英是怎么回事?我看肖孟对他就是有包庇。”6月27日,谢富治专门召集专案组开会,批评专案组向江青请示汇报不够,其中说:“你们老犯错误,老不转变,怎么行呢?是否仍按肖孟的胆大包天办事?”肖孟曾是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后来被关进秦城监狱5年。1979年12月他在回忆中说:“他们不断给专案施加压力,反右倾。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查封档案材料,有的被赶出专案组,甚至被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味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3)剥夺被审查人申诉、申辩的权利。无论是刘少奇、王光美本人,还是那些牵连进来的审查对象,都没有机会也不准诈为自己申诉、申辩。在专案组存在的3年时间里,从未同刘少奇、王光美接触过,一次也没有听取过他们的表述。据专案组负责人肖孟回忆:“专案组曾向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提出这个问题,但他们拒不同意专案组和刘少奇同志见面和接触。这一方面说明专案组的人不信任,另外,怕露出破绽,甚至怕专案组受影响而不能按着他们的指令办事。”
对其他受到牵连的人和所谓“嫌疑”人员,一旦被列为审查对象,就只能交代问题,不准申辩和上诉。这些人只要一申辩,便被斥为“不老实”、“翻案”、“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受到更加严厉的批斗。审讯时对为自己辩护的供词,不写入审讯记录,不准写书面材料,即使写了也被扣压,不让办案人员上报和转送。有时办案人员反映一点这方面的情况,就要被扣上“右倾”、“为某某人翻案”的罪名。(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