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陈宜瑜表示，个别院士科学道德失范的现象不同程度发生，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坚决反对（院士）兼职过多，徒挂虚名和领取不当报酬。

院士头衔为什么可以成为摇钱树？因为，院士不仅比一般的科研工作者拥有多得多的话语权，而且院士更容易争取到现实的经费与项目。院士具有无形却又实在的影响力，难免成为被拉拢利诱的对象。

人都是有虚荣心的，一旦成了腕，被别人捧着，很容易飘飘然。几句美言一吹，几杯“猫尿”下肚，几摞钞票一揣，某些人会觉得终于“苦尽甘来”——多少年才熬成院士，为啥不享受？不就是挂个名、代个言吗？影视明星做得，院士为何做不得？

有人说，知识分子应该有良知与良心，知识分子应该有气节与风骨。问题是，这种说教与某些官员根本靠不住的“觉悟”有何不同？不得不说，前些年“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使许多似乎清高、实则心态极不平衡的知识分子穷怕了。好不容易尊重知识了，一些人则“报复性”地可劲捞。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转变，表明中国科研体制与激励机制的极不成熟。科研环境既有行政导向，又有学术老板。

遏制院士兼职过多、领取不当报酬，关键在于限制院士的种种特权。学术固然不能孤芳自赏，但也不能掺杂种种行政的、经济的功利因素。

关于院士终身制，目前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院士并不是职位，国外的院士也有终身制，这种意见多见于既得利益圈内。另一种意见是，应该取消终身制。只有对行为不端的院士进行处罚，摘掉其光环，才能提高某些人的敬畏之心。笔者的意见是，应该引入退出制。因为，学术不端未必会触及法律，取消院士终身制，可以对涉足灰色地带者给予道义与现实上的处罚。

但是，谁来下这个惩戒决心？指望学术老板自己惩罚自己？这与让公职人员自己监管自己一样不靠谱。国外的学术道德委员会等机构，是建立在学术独立，教育机构自主的基础之上。国内的教育与科研机构则存在行政化与官本位。

在某种程度上，学术不端与行政腐败一样，都是权力说了算下的“蛋”。如果权力本位、特权效应不除，说其它的可能都是扯淡。（蒋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