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林彪亲自用红铅笔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命令办。”同时叶群给黄永胜送去密封亲启信件：“现在情况很急，我们决定在上海动手。”后来审判罪犯时，他们供出林立果和同伙研究谋杀毛主席的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O火箭筒打毛主席乘坐的火车；二是用100毫米口径改装高炮，平射火车；三是让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带上手枪，在毛主席接见时，在火车上动手。

    毛主席到杭州后，叫把专列转移到绍兴。9月10日，毛主席突然决定下午走，也不要人送行。离开杭州3个多小时后，到了上海。他没有下车，叫人打电话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第二天上午，许世友一下飞机，就由人领着他的汽车直驶毛主席专列。毛主席在火车上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完话，叫王洪文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吃饭。汪东兴送走他们后，刚回来，毛主席就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先发前卫车。”从9月8日到11日，林立果、周宇驰一伙在北京西郊机场的小平房里，一直在策划谋害毛主席的方案：有提出在上海虹桥机场放火“乘乱干掉他”；有提出用火焰喷射器烧；有提出用飞机轰炸。还有一个方案是在苏州硕放铁路桥炸火车……此一方案还没有来得及实行，毛主席的专列已安全通过硕放桥，飞驰北上，一路不停。通过了蚌埠――济南――到了天津。毛主席叫停车，嘱咐随行的张耀祠：打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火车站来见我。我们在1971年9月12日12点，在丰台火车站专列上见到了毛主席。汪东兴同志也在座。毛主席长途南巡归来虽然一路疲劳，而且思虑着同林彪一伙斗争的大事，但他精神很好，和往常一样，谈话十分幽默。他先问了我近日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随即转入这次接见的正题。他说：“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了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会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他讲了党内多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接着又说：“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是有目的嘛……我那个文章(指《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天才问题是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一句，顶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半句也不顶。等于零。”这时，毛主席对着我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问他们要，一年说三次，‘你们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毛主席指的是他们不发“天才论”语录给我的事。我在一次会上提起过，毛主席当时就说：“你向他们要呀!”他一直记得这件事。毛主席又说：“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这句话已等于点林彪了，最后毛主席要我去执行一项任务：调一个师来南口。当时毛主席不但十分警惕，而且已作了具体部署，对林彪一伙可能搞武装政变的最坏的情况都估计到了。离开毛主席，我立即部署了一个师的调动。

    可是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大事。

    9月12日晚上，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会议由总理主持，讨论他即将在四届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黄吴李邱也参加了会议。

    10点多钟，北戴河林彪驻地的警卫部队直接给总理打来电话，说林豆豆报告：林彪、叶群、林立果要坐山海关的飞机外出，时间是明天(13日)早上6：00，目的地是广州……。黄、吴、李、邱是他们一伙，预定明天上午从北京同时起飞。总理对这一情况的出现，也十分意外，他紧皱眉头，叫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情况，随时报告。总理立即向吴法宪查问：空军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是怎么回事？并要飞机马上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吴法宪支吾回答，向总理报告了假情况，说那架飞机是夜航试飞，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总理命令：“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马上回来。”

    这时林彪、叶群得知总理查问三叉戟飞机的事，更加惊慌，为了掩盖他们南逃广州的阴谋，在晚上11：22分，叶群故意给总理打电话说：“林副主席想动一动。”总理问：“是空中动，还是地下动？”叶群答：“空中动。”总理又问：“你那里有飞机吗？”叶群说：“没有。”叶群一句话露了马脚。总理这时已知道山海关不但有256 号三叉戟，还有几天前他们调去的一架伊尔―14。叶群的撒谎，证实了他们企图南逃的阴谋。总理立即打电话给李作鹏：(因山海关机场归海军管)“停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个人一起下的命令才能飞行。”而李作鹏却将总理指示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这时总理不断进进出出，我知道有些新的情况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