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杜的关系怎样交到我手里，我总追忆不起来。最大可能是由董健吾交到我这里来的，但也可能是从沈钧儒、章乃器或宋庆龄处转来的。我记得我到上海后不久，大概〔19〕36年5月中旬，李杜已经同我联上关系，我同他谈话大概有二、三次，地点就在四马路一家古董店（董健吾的关系）的楼上。李杜的义勇军在东北，他找党的关系，想同莫斯科的我们的党组织取得联系，目的是得到苏联的支援（如供给军火）。我当时派了杨承芳（我到上海后已有联系的一个同志原来总工会方面有关系的党员），带了他到巴黎去找同莫斯科联系的关系，因为杨承芳认识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中的人。我记得李杜同杨承芳从上海动身去巴黎是在〔19〕36年5月下旬，两个孩子也确实是我交给杨承芳负责带去的。

　　李杜和杨承芳从巴黎回上海是在7月或8月初。他们只到巴黎为止，未到莫斯科，他们到巴黎由杨承芳在巴黎找到了关系同莫斯科取得联系后，是康生从莫斯科到巴黎来同李杜谈了话的，两个孩子（岸英、岸青）就由康生同志带到莫斯科去。根据当时杨承芳向我汇报，我现在还记得的一点是：当时康生认为李杜不是那么可信任的，所以虽然不拒绝同他联系，但也不能肯定地答应他什么。李杜回上海后同我见过一次面，只谈到他同莫斯科的中国党的领导同志见了面，没有谈到接洽了一些什么事情。好像他就回东北去了，以后我同他就没有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