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耒阳市教育局一日签发167份调令，将大批农村教师调往市区。目前，当地教育局局长王宗江已被双规，副局长贺洪兴因在调动中收受贿赂被捕。（《法治周末》5月24日）

 这样的突击调动公众并不陌生。去年，河北武安曝出“教育局长免职当夜调动上百农村教师进城”，让人大开眼界；2009年12月，广东和平县突击特批200人进入事业单位；2007年，甘肃甘谷县在县长离任前突击进行了115人的人事调动。虽然均称没收钱，“因求情者太多，得罪不起”，但突击调动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被网友称为“突击腐败”，纵无权钱交易的成分，也至少让用人程序与制度失去了严肃性，成为权力随意揉捏的面团。

 此次耒阳的教师异动，无论如何喝止批评都不为过，撇开违纪违规不论，不得不面对的是，突击调令背后的城乡差别与失衡的资源配置。

 耒阳的王宗江“2002年当局长至今8年时间，一直没调动教师，压在这里。”离任前的突击调人已成官场常态，固然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疯狂，也不能不说是放手一搏来还人情。这压力表面是各方的关系因素，实际是城乡条件的“压力差”使然。基层人员因艰苦不能安心，各显神通找局长、县长，彼等只有在离任时以破釜沉舟之势来冲破压力“毕其功于一役”。

 “广东最穷村落后全国30年，300人学校无厕所”、“城乡分割等拉大收入差距”，24日的另两则新闻反过来揭示了突击调动的幕后推手。“199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1，2010年已达到3．33∶1，落差幅度比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都高。”“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这也造成企业、政府领导拼命让自己子女“潜规则”就业。（《人民日报》5月24日）而富如广东者，也有穷得不堪入目的。粤西雷州有个东塘村，贫困率超过51％，300多人的学校没有围墙没有厕所，要方便只能到附近树林。（《南方日报》5月24日）

 这就是现实。为何基层人员一个个要削尖了脑袋进城，让县长都“得罪不起”？屡屡上演的调动版“士兵突击”戏码，还不是因为乡村真苦、乡村真穷使然。

 英国有项“城市挑战计划”，让一些做得好的学校去帮助改进那些做得不好的学校。之所以叫“城市挑战”，是因为在英国，那些表现不好的学校一般都是在城市，“很多英国农村的学校都是非常成功的。在乡村贫困的要少一些。而且乡村的学校和城市学校的拨款都是一样的。”（《南方周末》3月18日）

 人往高处走，这是本能。如果乡村的投入能与城里一样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各方条件并不比城里差，局长或县长大人也不至于受到那么大的调动压力。这丝毫没有为滥权者开脱的意思，违纪者自有相应的处罚，但是，如何遏制或消除违纪冲动，不让局长或县长因“调动压力”变坏，与反腐一样重要。

 “年轻娃娃本来就是要到地方来支持农村的，工作一两年就往县城调，对农村工作能起多大作用？”甘谷县的突击调动中，有群众如此忿然。问题是，除了在精神上呼唤扎根基层奉献，在制度上防止人事后门，加大对乡村的投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缩小城乡差距才是根本。否则，基层人员还是会“心思都没在工作上，净想着找关系托门路了。”掌握人事权的局长县长们，面对一纸纸的申请与乡村郁闷，又如之奈何？（余人月 原题：没有城乡落差 何来突击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