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务院严厉调控房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态度颇为暧昧。上海某别墅套均售价高达2000万，已经达到了拿预售许可证的条件，也早计划在5月6日开盘，现在却把开盘时间一再推迟。有关人士称，为了做低上海住宅均价，多个高价楼盘停发预售许可证。和上海一样，其他一些城市的主管部门，也在力图使统计的房价“看上去低一些”。（5月20日《中国证券报》）

 不知是出于政策力度不够，还是对房价有着中毒性迷恋，面对房市的岿然不动，上海祭出技巧统计策略以满足数据要求，实现纸面“降温”。像上海这样精于数字游戏的事情并不鲜见，事关地方政绩利益，一些统计数字失真、注水，已成为公开的秘密。现在看来，虽然理论上新“国十条”力度极大，但此前公众对新政会否遭致地方太极化解的担心并非多虑。

 从利益角度来看，地方对房市的暧昧不外乎两点：一是地方对“土地财政”依赖过大，二是房市对地方政绩贡献过大。

    2009年，上海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是1043亿，占财政收入的25%，也是全国首个土地出让金收入破千亿的城市。除了土地之外，2009年上海楼市交易产生的大量税收，成为地方财政的一个支撑。另一方面，在以GDP为中心的传统政绩评价体系中，宏观经济数据权重明显过大，相比之下，对社会群众评价分量偏轻。特别要指出的是，经济数据的统计本身受地方权力影响因素过多，不然怎会频频闹出地方增速远超全国增速，GDP总量远超全国总量这样的笑话。

    当然不能否认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但经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本应在于国富民强。据统计，自2002年以来，内蒙古经济增长速度连续8年在全国保持第一，虽然内蒙古的人均GDP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水平，普通群众难以分享到更多的发展利益，使得GDP逐渐与普通群众脱离了因果关系。正是基于此点，今年初，内蒙古才提出“不再强调速度”的“富民强区”发展战略。

    过去，我们常强调转变发展观念问题，观念能否转变，实际上归根结底在于利益的驱动与引导。就楼市高烧不退与数据性降温问题而言，很难说地方不知其利弊所在，问题是，如果不这样保房价，政绩利益如何实现？这无疑需要一个能包容更多民意、更为科学的制度出口。（几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