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理为修公路拆毁唐代城墙事件前日出台了处理结果:市委、市政府写书面检查,原分管副市长被免职,其他还有不少主要政府部门都受到牵连。这个处理结果按照法律法规完全合情合理,但仍然令人觉得颇为诧异。这是因为近几年发生了不少为发展经济破坏文物的重大事件,虽然舆论谴责得猛烈,政府也自知理亏,但最终对于当事人的处理往往不那么得力。大理此举,不仅对一心只顾经济发展忽视文化保护的政府官员能起到警示作用,而且也能给今后同样案例提供处理的模板。

但事情的本质可能并不像表面呈现出来的那样。这一处理之严厉固然属于罕见,但又过于罕见了,以至于我们对大理市的这种高调态度抱有了某种怀疑。纵观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冲突,根本原因在于重经济、轻文化的发展思路。有人要说,神州处处争故里,不要说李白、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连孙悟空、西门庆这样的虚拟人物都被各地方政府争来争去,投入巨额经费建造子虚乌有的故居,难道不是在做文化产业么?实际上,真正有价值的出土文物和文化遗址却往往得不到保护,比如河北邢台出土四通明朝都御史朱裳碑,挖出三年了却依然无处安家,为什么没有政府愿意出钱保护这些具有重要价值的碑刻呢,因为朱裳没有名气,所以就没有保护价值。可以说,大部分地方政府对保护文化的理解更多的是从能够带来所谓经济效益的东西着眼,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没人提得起兴趣。

这种文化保护的势利眼与目前的大环境有很大关系。正是GDP中心主义造成这种文化保护上的双重标准,有利于经济的,不管是真文化还是伪文化,有价值还是没价值,统统都进行开发升级,不利于经济的,尤其是阻挡经济发展步伐的都要全部推倒。回到大理这件事情中来,大理市严厉处罚政府官员有可能并不是保护文化的意识有多重,反而可能是同一种思维模式的结果。试想,大理本就是依靠旅游业发展的城市,而唐代城墙是大理未来要开发的重要旅游点,现在毁坏了城墙就可能断了一个重要的旅游收入来源,这岂不是一次严重的错误么,当事人当然要免职。

这样的猜想可能是一种“不惮以最坏的恶意”的揣度,毕竟,大理这样的举动值得鼓励。我们要考虑的并不仅仅是大理这样一个个案,而是在地方政府中颇具普遍性的极端思路。对于大部分地方政府来说,优秀的文化资源并不多,只有一些传统历史文化名城才具有吃旅游饭的资本。不少地方政府盲目开发子虚乌有的故居景点其实反映了经济发展的瓶颈,老产业搞不上去,产业升级转型又非常艰难,只好搞所谓的文化产业。这是在吃文化的软饭,不仅对文化保护没好处,对经济转型也没一点好处。（朱迅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