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短短一年间，北京东北四环外的大望京村在拆迁后完全消失，拆迁补偿款让从前处在“瓦片经济”中的村民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村民们拿着大笔补偿款进行投资、买房、买车。（5月19日《新京报》）

 拆迁暴富的新闻，传递给公众的信息有二：一是“拆”出来的富翁们花天酒地，譬如武汉“一位原本家境并不富裕的七旬婆婆一个生日竟然花费了20万元拆迁款”，又譬如“昆明城中村村民领到拆迁补助，团购奥迪A6还嫌不够好”、“哈尔滨拆迁户暴富后疯狂消费”等；二是“拆”出来的富翁们“赚”了钱，最受人关注的当属深圳的例子，据说“岗厦河园片区改造将造就10多位亿万富翁”。

 虽然媒体说的都是事实，但这些事实传递给公众的感受是“很上火”，尤其是在当下的语境之中：一方面高企的房价加深了普通民众与既得利益者的矛盾，另一方面收入分配改革呼之不出、高收入调节难抵公平正义。“拆迁暴富”如同公众伤口上白晃晃的盐巴，直叫人痛彻心扉。

 然而，“拆迁暴富”真的需要接受道德拷问吗？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土地属于生产要素，既然我们承认土地要素在价值上的差异性，那么，什么样的房子获得什么样的补偿，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拆迁暴富”的本质属于生产要素所得，是不折不扣的合法收入。但媒体的纠结、舆论的愤懑，却生生将暴富者们架上了道德的“裁判台”。我们应当知道，高房价并不是被拆迁者的责任，制度缺失也不是公民放弃争取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理由。如果换位思考一下，谁不希望自家被拆的房子能卖个好价钱呢？

 我们可以痛恨高房价，也可以不满于财富配置失衡，但我们更应当捍卫两种权利：一是保护并增益物权的权利，二是与强势利益集团议价谈判的对等权利。在推土机的轰鸣声常常盖过业主合理利益诉求的时候，所谓高额补偿、拆迁暴富，其实只是自我矮化了价值期待之后的幻觉。说得更直白一点，不是人家补偿的高了，而是更多的被拆迁者补偿得过少而已。

 因此，面对拆迁暴富的事实，我们需要的不是渲染“暴富”色彩，而是应该告知公众：他们是如何在拆迁方式与定价方式上形成了合乎程序正义的共识，以及这些“幸运”的拆迁户是如何捍卫并实现自己的个人权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