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两条新闻，值得拿出来比较一番。

　一则是新华社报道的河南南阳“毁麦种树”事件——宛城区新店乡为农运会而强行将上百亩即将收获的麦田推平。据记者调查，该区红泥湾镇也有上千亩小麦被毁，在当地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改种树苗。

　另一则新闻则是，为了夺取两个违章加油站的经营权，两个带有垄断性质的企业展开长达数年的利益争斗，导致广东常虎高速公路被迫停工两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亿多元。

　上述新闻表面上看似不相干，但背后都折射出一种“利益博弈”的非正常状态。“毁麦种树”反映出的，是在与基层公权的博弈中，农民的权利缺乏基本的关照与保护；“加油站拆迁事件”则因企业的利益冲突，带来公共利益的巨大损失。显然，无论哪种状态，都与现代法治所追求的目标相去甚远。

　在利益多元的现代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难免发生冲突，一个稳定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能够建立起各种解决机制，促使利益攸关方展开公开博弈，从而达到一种良性、合理的利益分配状态。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之间的抵牾在所难免。与之相对的则是，我们在处理利益冲突时，思路和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以往对于此类冲突，一些地方或通过行政权强制干预，或寻求上级部门出面协调，通过行政化手段予以化解。随着国家法治的推进，类似行政手段不仅越来越难以奏效，而且还带来违法行政的不良后果，甚至酿成大的矛盾冲突。

　通过法治化解利益冲突的核心，就在于寻求利益博弈的透明化机制，在程序的平台上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互动博弈。透过“毁麦种树”事件，我们看到公共治理过程中公权力的不规范行使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在博弈程序被完全忽略的背景下，再正当的公权运作也难免陷入民意质疑的漩涡，危及行政部门的公信力。

　与此同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公权有时也需要主动博弈，以抑制利益的不合理扩张。比如，对于“加油站拆迁事件”，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就说，不同部门和团体乃至国企利益之争，已经给地方经济发展、相关国家重点工程带来明显的不利困局。

　总之，在利益诉求多元的今天，我们既要通过法治抑制公权的膨胀，伸张个人的正当权益；又要防止在公权力不作为的情况下，个别利益被无限放大，损及正当的公共利益。而出路则是，将不同性质的利益冲突纳入法治化的博弈渠道，在听证、辩论、人大监督、司法介入等诸多程序中，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维护公权与私权的均衡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