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后的反思

　　谭家桥战斗后，敌军近20个团的兵力，蜂拥而来，妄图一举消灭先遣队。

　　为了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从1934年12月中旬到1935年1月上旬，先遣队转战于皖南和皖浙赣边的泾县、太平、青阳、石埭（今石台县）、黟县、休宁、祁门、屯溪、歙县、绩溪、婺源、开化等地，大小战斗10余次，多为消耗战，处境日趋险恶。

　　1935年1月下旬，先遣队在赣东北怀玉山地区陷入敌军重围。除刘英、粟裕等率800多人突围，组建挺进师，挺进浙江境内，李步新（先遣队干部团成员）、熊刚（侦察营营长）等近1000名指战员被先期留在皖南，开展游击战争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方志敏、刘畴西等也相继被俘。同年8月6日，方志敏、刘畴西在南昌并肩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应该说，先遣队最终失败，与谭家桥战斗的失利有直接关系。谭家桥战斗，是先遣队重新组建后全部转向外线的第一战。正如方志敏指出的：“这一仗关系重大，差不多是我们能不能在皖南站脚，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的一个关键！”

　　谭家桥战斗为什么会失利？方志敏认为，“主要原因是战术上的缺点：第一，地形的选择不好，敌人占据马路，是居高临下，我们向敌冲锋，等于仰攻。第二，钳制队与突击队没有适当的配备。我们没有集中主要力量，由右手矮山头打到马路上去。第三，十九师是以有用之兵，而用于无用之地，钻入陡峻的山峡里，陷住不能用出来”。可以说，战术上的明显缺点是谭家桥战斗失利的直接原因。

　　若干年后，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则认为，轻敌是谭家桥战斗失利的首要原因。红十九师与敌补充第一旅是老对手：1934年9月中下旬，在浙江江山贺村和大陈、常山县城、遂安送驾岭等地，红十九师与之遭遇，先后打退该旅4次进攻，敌伤亡260余人；同年11月29日和30日，红十九师又在浙江分水城边和富家，连续2次挫败该旅2个团进攻，致敌伤亡约130人。因此，先遣队将士普遍存在轻敌心理，认为补充第一旅是“不经一击的部队，不是我们的敌手”，完全可以打一个大胜仗，作为会师的纪念。其实，补充第一旅名为补充，却拥有3个整编团，不仅装备好，而且素质高，军官多为军校毕业，士兵多为北方人，战斗力并不弱。因此，思想轻敌也的确是谭家桥战斗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40多年后，粟裕在回顾先遣队这段历史时，客观全面地分析了谭家桥战斗失利乃至先遣队失败的原因。他认为谭家桥战斗，军团首长的决心和作战部署是正确的，战斗失利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客观上“是敌人力量的暂时强大”，先遣队不过数千人，而围追堵截的敌军却有数万人；主观上是战场指挥失误，主要是地形选择和兵力配置不当，如将组建不久、战斗力较弱的红二十师部署在战场正面，经受不住敌人强攻；而战斗力较强的红十九师被摆在悬崖峭壁一带，兵力难以迅速展开。

　　他认为先遣队失败的祸根是“左”倾错误的战略决策和干部政策。可以说，这也是谭家桥战斗失利的根源之一。“左”倾错误的战略决策主要有三大表现：一是赋予先遣队的战略任务“没有实现的客观基础”。中央要求先遣队以其北上行动“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变更”，不仅要求过高，而且“是一厢情愿”。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时，蒋介石绝不会因中共提出北上抗日号召，出动一支规模并不大的部队，就抽走大量兵力，放松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8万主力红军都待不住了，却要求兵力不过数千的先遣队深入国民党统治的闽浙赣皖腹地，最大限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更是脱离实际的臆想。二是未能及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正规军向游击队的军事战略转变。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南方数省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先遣队面临极端不利的态势，亟须由正规战转向游击战、正规军转向游击队。而中央却把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和长于运动战的红七军团合编，组成新的大兵团，要求集中一起打运动战。1973年12月，朱德在评价这次整编时也曾指出：“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经验还是要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三是高度集中指挥使先遣队行动陷入被动。当时，先遣队的全部战略行动甚至战术行动，都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指挥。这种绝对集中的指挥，自然剥夺了先遣队军事首长对战役指挥的机动权和自主权，也严重限制了战场指挥员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

　　“左”倾的干部政策也“严重地损害了军团的领导”。组建红十军团时，受“左”倾宗派主义的影响，把军团长寻淮洲降职为师长，并把他排除在军政委员会之外，这不仅是对寻淮洲个人的打击，也是无视红七军团转战数省以流血牺牲换来的宝贵经验。寻淮洲“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军事指挥员”，不幸牺牲“是我们的一个重大损失”。“左”倾错误的干部政策，让方志敏、寻淮洲、刘畴西等红军将士付出了血的代价。

　　血战后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