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的吕日周、云南(原在江苏)的仇和之后,湖南省临湘市挂职副市长姜宗福大约是知名度最高的“个性官员”。不过,姜宗福似乎更以“敢说真话”著称。挂职官员或真有某种比较优势。姜宗福几个月中面向公众说的话,恐怕比很多官员一辈子说的还要多。当然,真话不一定是正确的话。

 姜宗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为人们对诸多热点问题提供了思考的视角和维度。其中,他谈到官员的常识问题就极其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批判就具有彻底性。

 比如,他批评“有些官员什么常识都不懂”。这话就大有毛病。只要是正常的人,就不可能“什么常识都不懂”。一个人若“什么常识都不懂”,他就不可能成为官员。湖北公安县政府发文规定每个干部要消费多少烟酒,被姜宗福认为是“明显违反经济规律的事情”,是“不懂经济”。但他所说的这个常识,我不认为主事的官员真不懂。倘仅以常识视之,则不免为书生之见。事实上,在这一常识的背后,有权力意志的张扬、增加税收的盘算、排斥外地卷烟的立意。因此,这不是不懂常识,而是不顾常识。

 纵论常识问题,是一件冒险的事,于官员尤其如此。很多时候,人们批评别人缺乏常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常识的觉悟与捍卫,但与此同时,也往往会暴露自身的常识能力。姜宗福引发热议的关于把官员财产公示改为任前公证的主张,姑且不论。他说“真正廉洁的官员是很苦的”,这当然是常识,看一看历史上清官的境遇就知道。但若认为内地官员的清苦,与收入分配体制不公平有关,却既失之于笼统,也大可商榷。他举例说,同样是副处级干部,沿海地区一年可以拿到15万元,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则一月不到3000元。这种比较似乎就缺乏常识,因为它至少没有关注到地区间百姓收入差距这个更广泛的现实基础。相反,干部收入分配实行属地原则,更符合常识并体现了相对公平。

 此外,当被问到挂职期满离开临湘后的打算,姜宗福说:“大概还回旅游局机关吧。我会把精力主要放在研究学问上。”这也有悖于常识。“不太适合官场”而转向做学问,自然是不错的选择。然而,学者型官员或无可厚非,但机关决不是做学问的所在。纳税人供养机关工作人员,指望的是他们为自己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不是他们学问做得如何。一个官员如果“把精力主要放在研究学问上”,显然有违纳税人意愿和行政精神。这些都不过是常识,但在一些官员心里,官学不分、既官且学大约是很自然的事情。

 举姜宗福之例,决没有和他本人过不去的用意,只是觉得他的言行很典型,是一面烛照当今官员在常识问题上的绝好镜子。在绝对性之外,常识更具有相对性,某一知识对很多人来说很专业,而在业内却极可能只是常识。因此,一个人不应把穷尽世间常识作为追求目标,而应致力于掌握并遵守与个人实践活动相关的常识。人们常说常识具有力量,但实际上,只有得到普遍尊重的常识才具有现实力量。很多人做出违背常识的事情,往往并不是因为不懂常识,而是在某种力量的支配下弃常识于不顾。在此种状态中,常识被压制甚至被颠覆,结果,不以违反常识为非,反视按常识办事为异端,就成为习见的现象。

 挂职干部并非自今日始,于今也比较普遍。倘承认挂职干部也是干部,那么干部挂职就应遵守干部工作的一般原则与程序。这也是常识。对干部的评价、选任,应当坚持群众公认原则。这更是常识。但即使是对常识问题持有一定警惕的姜副市长,在被问到对自己工作业绩的评价时,回答依然是“那要领导来评价”。

 如何看待常识、遵守常识,不是哪一个官员面对的问题。事实上,长于解剖他人、短于自我解剖,严于律人、宽以待己,也决不是官员这一群体才有的毛病。（滕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