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错主意，仕途滑坡忧郁而终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在国民党高层领导内部，迅速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和以宋美龄为首的“和平解决派”。此时，贺衷寒乘机活跃起来，成为复兴社和黄埔系对事变表态的中心人物。他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170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张、杨和轰炸西安，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

　　贺衷寒之所以要这样做，那是在打他的小九九：如蒋介石被释，则可得“勤王”之功；若蒋介石被害，则又可成为拥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岂料，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地闹着要出征的时候，传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贺衷寒顿时泄了气。

　　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在这场闹剧中“戏中有戏”，便对贺衷寒等人极为不满，一见贺衷寒就破口大骂，骂得他失声大哭。聪明反被聪明误，贺衷寒后有一段时间因此失去蒋介石的信任，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的职务也被罢免了。

　　1937年6月，蒋介石派贺衷寒赴欧美考察军事、政治、经济，明显含有放逐之意。淞沪抗战爆发，贺衷寒奉召回国。1938年2月，在武汉设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设三个厅。贺衷寒任第一厅中将厅长，主管部队的政治工作，后又兼任该部秘书长；康泽任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组织训练；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文化工作。在此国共合作期间，贺衷寒因其反共本性使然，不顾国难当头，跟陈诚、康泽等人沆瀣一气，与周恩来、郭沫若明争暗斗，干出一系列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1938年初，蒋介石决定解散包括复兴社、改组派、CC派等国民党内的一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亲自兼任三青团团长。贺衷寒先后担任过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及中央组织处书记长等职。同年秋，他随军委会政治部由武汉迁往重庆。

　　1939年，贺衷寒为蒋介石所派，任西北慰问团团长，前往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情，以为国民党实施“限共、溶共、防共”政策“对症下药”。贺衷寒在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数次会谈。

　　其实，贺衷寒与毛泽东早就相识了。贺衷寒对青年毛泽东曾崇拜得五体投地，而毛泽东对早年的贺衷寒也印象颇佳，尤其是当年贺衷寒不畏强暴，采写并发表《黄庞案之真相》的文章，着实让毛泽东赞赏不已。可曾几何时，这个满嘴革命的有为青年，纵身一跳，便跃进了独夫民贼蒋介石的怀抱，让毛泽东大失所望。这次在延安两人相见，已无任何共同语言了。从延安回到重庆，由于他不愿与共产党协调合作，便辞去了军委会政治部所有职务，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外，身上已没有任何公职。

　　1941年春，贺衷寒任国民党行政院国家动员委员会人力组主任。1942年9月，调任行政院社会部劳动局局长，任职6年。其间，曾于1941年至1945年兼任《扫荡报》社社长，进行抗日反共宣传。

　　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林彪代表毛泽东由延安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1943年6月14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将军设宴为周恩来、林彪饯行，邀约与黄埔军校有关系之教官及同学数人作陪。据蒋介石身边的亲信唐纵在其日记中记载：“……席间，君山与周恩来均因酒醉，言词态度各不示弱。各同学均担心彼二人不要破脸。”

　　周恩来酒量过人，难得有醉酒的时候，那次宴会是否是真醉，因无明确记载，姑且不去谈论。这日记是提及的因酒醉而与周恩来“言词态度各不示弱”的君山，即为贺衷寒。由此亦可见贺衷寒狂妄自大，目无师长，且历来敌视中共之一斑。

　　1947年，贺衷寒担任行政院社会部政务次长。这年6月，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蒋介石命令贺衷寒代表国防部赴西北担任宣慰任务，负责调解胡宗南与“二马”（马步芳、马鸿逵）的关系，要他们积极合作“剿”共。可“二马”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根本不把宣慰团放在眼里，贺衷寒只得怅然而归。

　　贺衷寒担任人力组主任、劳动局长、社会部政务次长期间，接触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并就此潜心研究中国“积弱”的“病根”，企图为挽救危在旦夕的蒋家王朝“切脉”、开“处方”，但蒋家王朝病入膏肓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他也不得不随蒋介石逃往了台湾。

　　1950年，贺衷寒出任台湾“中华民国政府”交通部长，积极为蒋介石集团“反攻复国”服务。

　　1954年，贺衷寒辞去交通部长之职，出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61年，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1966年以后，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等职。1971年辞去其他一切职务，仅留一个国策顾问，在家赋闲，忧郁成疾。1972年，因患骨癌在医院去世，时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