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共产党方面记录的南京大屠杀

    田中正明在否定南京大屠杀时宣称“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记录”，并且说“如果有传言中的那种几万、几十万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沉默的。”同对“何应钦的军事报告”一样，他仅由1938年6月的某一篇军事文章中没提到南京大屠杀，就否定整个事件的存在，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没有参加南京保卫战，当然也不可能做关于大屠杀的调查，故未提南京大屠杀。这只能表明中共严谨如实的态度。然而，确实如他所说，如果发生了大屠杀，中国共产党是绝不会沉默的。

    据有关资料记载，大屠杀发生仅一周后的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即刊登文章对日军的暴行予以揭露。此后，1938年1月5日和31日上月5日，该报分别以《日寇在南京的兽行》、《日寇的残杀奸淫，绝灭人性》、《我国妇女同胞积极参加抗战》为题，痛斥日军在南京“烧杀奸淫无所不至”，日寇的兽行“极尽野蛮黑暗，绝灭人性天良”。“日寇以空前之兵力进攻南京，肆行残暴。且对居民区域，残酷轰炸，以至街市为墟，死伤遍地。我国文化古迹珍藏亦多毁于寇手。据伦敦每日邮报南京通讯员称，被亲见寇军将我军俘虏三百名，一律加以枪毙。沿江一带，尸身狼藉。日军汽车，在街上驰驶，碾过路上男女老少之尸身，血肉模糊，断手别足，惨不忍睹”。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揭露与宣传，并附“我国南京中央通讯社被日寇炸毁之惨状”等照片两张。

    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创刊的武汉《新华日报》，多次以醒目标题报道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1月23日、25日《新华日报》分别以《恐怖的南京城大火卅九日未熄》和《南京紫金山下杀人竞赛寇军暴行惨绝人震》为题，详细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形。3月 9日，该报以《日寇在南京兽行》为题，系统揭露了日军在南京杀、烧、淫、掠的野蛮行径。5月30日，该报又以《南京同胞惨遭蹂躏》为题，指出“倭敌自侵入首都以来，对我军民之种种残杀淫掠行为，可谓穷凶极恶，惨绝人寰。”

    但是，由于日军的消息封锁和战时通讯困难等诸多因素，《新华日报》的报道并没有传播至陕北，在那里的中共领导人对于南京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仅能接触到日军在华北所犯罪行的消息。

    于是，为“了解敌人的情形”，延安组织了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时事问题丛书”，针对日本问题、沦陷区问题、国际问题、抗战中的中国问题进行研究，分别搜集资料。1939年10月，毛泽东在时事问题丛书第二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的开篇文章《研究沦陷区》中，明确表达了系统研究“沦陷区中敌人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指出为“一切抗战于部们供给材料”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

    在这本时事材料集中，“在南京”一部分记载了“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当局提出的控诉报告”，由编者随手摘录的12件，内容涉及各种暴行。该书称：“敌人在沦陷区烧、杀、淫、掠，馨竹难书”，“是可忍，孰不可忍！血债是要用血来还的！”

    这些中共方面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和记录彻底地驳斥了日本右派所谓的“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记录”的谬论。

    五 小结

    纵观上述所引证的民国名人笔下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录，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记录者身份是多样的，包括政界、军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等社会各界，他们均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发生后不久，以日记、书信、公文、书籍在内的多种形式记录了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些材料的多样性，为我们从不同角度提供了佐证南京大屠杀的有力证据。同时，这种多样性只有自然生成的记录才可能拥有，充分印证了这些材料的原始性与真实性。而且，这些记录不仅反映了日军的罪行，更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之热情和雪耻之决心，无论从历史见证还是民族记忆来说，都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第二，这些记录均带有阶段性和区域性的特点。这主要是因为：首先，日军暴行的持续时间是很长的，仅考查暴行相对集中发生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也从 1937年 12月上旬持续至 1938年3—4月间。暴行的层出不穷使得当时的记录必然是阶段性的。其次，暴行发生的地点既是不定的也是普遍的。一切见证，无论是新闻记者的报道、各界名人的证明，还是下级向上级的汇报、亲历者的记述，所能涉及的仅仅是暴行的个案或局部，必然是区域性的。

    第三，这些记录中，部分内容的重复与记载上的出入是不可避免的。首先，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消息的传递都已受到极大的阻碍，不可能对各种损失进行全方位的调查统计；其次，新的伤害杀戮不断发生，每日每时都在增加。记录的重复和出入恰恰代表了它们的真实——在不可能做出清晰统计的情况下，只有伪造的记录才能做到完全地精确与吻合。

    第四，部分记录的重复和记数的出人不能改变南京大屠杀之存在与性质。同时，这些记录中即使是重复和出入的部分，也为南京大屠杀的全面统计工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正是从这些相关的记录中，我们才可能得出最接近事实真相的数据。

    第五，即使是按照田中正明费尽心计编造出来的“前期资料”和“后期资料”理论来检验上述记录，它们依然能够作为南京大屠杀的确凿证据。然而，田中正明实际上是在按其需要从抹杀南京大屠杀事实的角度对材料进行了取舍，而对不利于他的言论的证据统统诬为“三级资料”，对无法回避的第三方记录则以其为“夸张的传闻”加以排除，这明显是强盗逻辑。

    另外，需加说明的是，不同身份人士笔下的记录各有侧重。如，在国民党军政大员的笔下，对于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的记录相对较多，但经济和其他行业的官吏则对此关注记录较少，如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仅在其1937年12月17日日记中记道：日军由松井大将及海军司令长谷川率领攻占南京，其他就没有相关记录了。分析其中原因，大致可有以下几点：1．日方在占领后的南京实行严格的新闻封锁检查制度；2．日军在沦陷区各地的暴行太多太普遍，凡其所到之处到处杀人、放火、强奸、抢掠，后方一般人士，即使听说日军在南京有暴行，也不感意外，只是未能估计到日军会犯下如此的旷世之罪；3．各人关心新闻报道的重点不同，如作为主管战时经济工作的翁文灏，他在日记中主要写他所从事的经济建设工作和相应的有关情况，对其他事情则记述极少，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不知道日军的暴行，更不能证明南京大屠杀的不存在。

    民国名人笔下有关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记载是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之一，它们不仅是反击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谬论的利器，而且因其作者的重要历史地位，这些史料的价值与重要性比较一般的资料更加凸现。尽管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收集所有的有关人士的记录，但仅所引而言已足证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存在，并使日本右派的谎言破产。（作者：马思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