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林语堂著《暴风雨中的树叶》

    林语堂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编辑、教授，曾任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秘书，后来赴美办刊，在教育和出版界具有一定声誉。1937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他虽在美国，但不久后也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并在著文中有明确的记述。

    1941年他用英文写作了《暴风雨中的树叶》一文，其中对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评论道：

    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人类在今天才看到：士兵们轻蔑地一笑，把婴儿抛到空中，然后让他巧妙地落在锋利的刺刀尖上，称它为体育运动。今天又把俘虏——他们被蒙住眼睛而站在壕沟旁边——当作练习拼刺刀即有组织地训练杀人的标靶。有两个士兵（指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追踪着从苏州败退到南京的中国兵，他们互相打赌，看谁先砍杀一百个人。两人的杀人记录每天引起了他们的同伙的热切关注。通过高尚的武士的规范，大概可以向其封建社会的国民说明他们的行为。但是，这种说明对其他各国的民众是行不通的。这种事情对正常的人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甚至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里也不可能有，在非洲未开化的人们中间也不可能有，在人类与大猩猩之间的亲缘关系的交往中……也不可能有……甚至在文明的最初阶段，在人类学上也没有那种为喜欢杀人而杀人的记录。

    不，那种恐怖行为是人的行为，是一个种族的人对另一个种族的人所采取的行为。大猩猩不会把囚禁的大猩猩集中起来，把它们关在草席棚里，并浇上汽油，点起了火而且笑个不停。大猩猩至在白天肆无忌惮地进行交配，但不会去看别的雄猩猩进行交配而从中取乐，也不会等在隐蔽的地方轮到自己去交配。而且它也不会在完事后用刺刀戳入雌猩猩的生殖器内。大猩猩的喜悦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在进行强奸和污辱之际，强迫它的同伙站在一旁。这些事件，本来不应通过创作来反映。因为那很可能被认为是得了精神分裂症的、想象力丰富的作家所设计的。不，这些事件只能应由中国战争和日本帝国军队的相当可靠的考证史才能反映出来。它只有成为历史性记录和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才可信……可是，我们对一种现象发生了兴趣，而这种现象，深深地隐藏在日本人的人种心理学研究和以全人类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中难以理解的诸领域内……这些事实清楚地反映了他们患有性暴露症。然而，具有武士传统的日本帝国军队在世界人民面前竟不知羞耻地一起脱下裤子，进行自渎行为，同时让自己只想在南京这个遥远的亚洲城市暴露自己，那如何来说明这一事实才好呢？如何说明日本帝国军队才好呢？——如何说明其精神，如何说明其意识形态，如何说明其战术的粗暴性，而又如何说明消化不良的西欧军国主义与同样消化不良的中国儒教——在中世纪的结构上不彻底地移植于日本自身的封建神道——相结合呢？日本的军官们对此是怎么考虑的？日本的士兵们对他们自己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日本的军官们要继续这样干？他们能够制止这样干吗？或者他们愚蠢地想起恐怖战术，甚至奖励或强制士兵这样干？如果这样，问题也许非常复杂了。所谓缺乏强制性的纪律，不能确切地说明那种轻率的、不合情理的、而且是一概掠夺、缺德和兽性行为。

    林语堂的这篇文章后来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其日译者竹内好说：“我一面翻译这部小说，一面由于手不时发抖而握不住笔。真是残酷到了极点。当然，即使有些夸大或歪曲，但当我想到中国民众所经受的悲惨遭遇，就没有勇气提出意见去纠正它。我在翻译这部小说时，实在觉得难受，很想转移一下视线，但终于抑制了这种心清。”

    郭沫若与林语堂都是当时文学巨匠，他们的作品拥有广泛的读者和巨大的影响力。出自社会正义与良心的责任，促使他们对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进行了愤怒的揭露和深刻的抨击，他们犀利的文笔入木三分地揭露了日军所犯暴行及其原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宣传作用，是反驳日本右翼言论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