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名人笔下的南京大屠杀

    不仅政界和军界的民国名人笔下记录了南京大屠杀，当时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也发挥他们的专长，紧握手中的笔，将日军兽行公诸于世。

    （一）白芜著《今日之南京》及张友鸾所作序言

    《今日之南京》一书于 1938年 11月 25日由重庆《南京晚报》出版社出版，当时印了 15000册，售价三角。作者白芜，是一名来自南京的会计师，他将其在《南京晚报》上连载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及陷落后的南京城状况报道，共85篇汇集成书，在当时的山城造成了很大的反响。书中资料具体生动真实，全是从南京脱险回来的人们的亲身述说，包括日军在南京持续不断的屠杀、奸淫、抢掠、纵火、毒化、酷刑折磨等暴行；对中国文化的大破坏；南京大屠杀中中国士兵与平民死里逃生的经历；南京民众对日军暴行的反抗与抗争；夫子庙、鼓楼等处名建筑被破坏的现状；铁蹄下妇女儿童惨况；南京民众对中国军队反攻的期盼；中国勇士对助纣为虐汉奸的制裁；中国军队在城郊的抗日作战；在南京外国人对市民的保护；敌军士兵的厌战反战行为；日伪政权在南京的严酷统治等，内容生动而翔实，这些见闻足以证明日军在南京暴行的确凿。

    民国时著名报人张友鸾在为该书作的序言中，悲痛地说：“去年离开南京的时候，是一个阴雨的晚上……南京的面目如何了？天啊！谁愿意去预测？谁又敢预测？南京一天天的被毁灭，恶兽正在剥南京的皮革，吮南京的血髓，咀嚼南京的硬骨。《今日之南京》作整个的记录，在南京晚报上刊登的时候，多少人天天找这一栏看，多少人心里最难过是看这一栏。这是一篇古今中外不曾有过的‘大账’，白芜兄乃是脑清心细的会计师。瞧瞧恶兽欠下我们偌大的债款，我们将如何一笔一笔的索偿？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在历史上只算得小宗贷款了。”再次明确无误地指出了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之大，程度之烈，实属历史罕见。

    白芜在该书“前记”中也曾写道：“《今日之南京》在南京晚报上发表时，是听了许多人的报告，便平铺直叙的简单记录下来，使人知道沦陷区是怎样一个世界！……起因是为了有些朋友看到，以为惟其没有用文学手法，没有簪花作态，咬文嚼字处也还少，也许看得懂的人更多一些，不必有文学鉴赏力的大众老百姓也可一看，于是攛着我印出来。”作者特别强调说：“还有一点须在序里一说的，那就是《今日之南京》采取的材料全部都是失陷后敌人如何统治的南京，略去了城初破时的惨状，因为觉得敌人的焚杀之恶为人所共知，而指出其奴役我同胞欲使我中国人世世受罪，鬻身，帮凶，而无怨的一面者，报纸尚不多见，但其酷毒却实百倍于屠杀焚掠。人间惨痛，宁有逾此？写了下来，倘于千百读者中，有几个感到今世何世？！奋起和敌人算账，则我写此书也不算浪费纸墨者矣。二十七年十一月十日白芜记。”

    这段话说明，南京大屠杀发生后，日军暴行事实不久后便“为人所共知”，不仅在新闻界而且在出版界都有了直接的反响。作者在“前记”中强调本书内容主要描述了敌人在南京的统治，已经“略去了初陷时兽爪蹂躏的宇宙间最丑态的事迹”，然而，令人痛心疾首的罪行依旧比比皆是。日军在当时就企图粉饰沦陷区的统治秩序、掩盖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而本书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南京城是“一具化过妆的血淋淋的死尸”！本书用“平铺直叙的简单记录”，彻底揭露了所谓的“升平、繁荣”的真实面貌，使得日本右翼费尽心机编造出的谎言不攻自破。但是，本书作为南京大屠杀重要史料的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出版后虽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后来逐渐散失了。笔者认为，从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角度出发，该书的史料价值与历史地位应该受到更高的关注与评价。

    （二）郭沫若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所作序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南京的外国人目睹了日军暴行，作了真实的记录，并想方设法将日军暴行的消息通过在长江上的外国舰船电台发往上海并传向世界。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根据他的亲见所闻，并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工作的贝德士、史迈士等外籍人士提供的材料及帮助下，编写了一本《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成为向世界报道日军在南京及沪宁一带实施大屠杀暴行的最早、最有影响的著述，震惊了世界。1938年6月，当该书中译本出版时，时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为其写了序言。现摘要如下：

    “人类的正义在未能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之前，民族与民族或国家与国家之间，为利害冲突而诉诸战争，原是难免的事。然而，这战事，至少要求其为堂皇的决赛，要求其破坏的惨祸仅限于战斗的成员与战斗的设备，于此等人员与设备之外不能任意波及。这是文明民族间所有的义务。然而，把一切世界公约蹂躏尽了的日本军部，根本上便说不到这一步。自从‘九一八’以后，他们始终是以海盗的姿态出现，擅自造成战祸的口实，因而继之以不宣而战的大规模的侵略。毒气毒品，横施滥用，对于不设防城市与无抵抗的老弱平民，任意施行轰炸，这已经是惨无人道，为世界各国所一致谴责的行为，而残酷的暴行还要继续到每一次作战过程告了一个段落之后。大规模的屠杀、奸淫、虏掠、破坏等等的惨剧，在每一个被占领了的城市中都要表演出来，而且要继续到一月、二月、三月之久，不使成为灭绝人烟的废墟不止。说到屠杀与奸淫的手段之酷烈，尤其有令人发指者。已经解除了武装的士兵，被诳骗了去集体地加以扫射或焚烧。十一、二岁女孩，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姬，均难免于淫欲者的魔手。有的在奸淫之后还要继之以残杀，继之以死后的不可名状的侮辱。这罪孽，在人类史上，实在是留下了不能洗刷的污迹的。”

    令人奇怪的是，郭沫若所作的足以证明他知晓南京大屠杀状况的这篇序文，并未收录在其《抗日战争回忆录》内，也没有收录在 1958年出版的《沫若文集》中，甚至 1938年由丁三编辑、战时出版社出版的《文艺与宣传》和《抗战中的郭沫若》第四编《最近言论》中也未收录郭的这篇序文。推测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郭沫若的性格是比较率真，他在痛恨日本军阀暴行时写下的文字，骂得日本人体无完肤、入木三分，感情色彩较强烈，后来可能认为作为日本通和一名日本女婿，他不想把这篇序文当作自己的东西留下来。正如他在1938年3月31日写的《日寇的残酷心理之解剖》一文，也没有收录在上述《文艺与宣传》、《抗战中的郭沫若》和《羽书集》中可得到印证。二是《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出版时，正当武汉将要陷落之际，局面混乱，因而没能在国内广为流传，甚至可能郭沫若本人手中也没有这本书，所以未能把这篇序文收入在他后来的著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