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亲历者笔下的南京大屠杀

    无论日军当时怎样竭力地封锁消息、事后怎样无耻地美化侵略，也不可能蒙上所有南京大屠杀目击者的眼睛，更不可能阻止他们揭露事实真相。参加南京保卫战的中国官兵的亲身经历，是日军罪行的直接见证人，他们留下了许多详细真实的记录，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正是因为书写了这段历史。在当时并在历史上成为了“知名人士”。

    （一）钮先铭著《还俗记》

    钮先铭在南京保卫战中任教导总队桂永清部工兵团团副兼营长，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2月12日晚，他接到撤退命令后退到长江边，因无船渡江，避入幕府山永清寺，被和尚“剃度”掩护起来。日军占领南京后，他被抓夫，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各种暴行，他还被日军强迫抓去参加清理大屠杀现场遇难者的尸体，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直接见证人。直到1938年8月，他才得到机会逃出南京经上海转赴武汉归队。

    钮先铭在南京保卫战及南京大屠杀中的这段传奇式的经历，早在抗战时期就已被人发掘，著名作家张恨水、崔万秋当时就曾根据他的经历写出过《大江东去》、《第二年代》等作品。1943年，美国《纽约时报》对他进行了专访，并予以报道。日军也对他藏身永清寺的情况有所察觉。1939年初，日本随军记者就曾在报道中说有中国军人“避难空门”、“落发为僧”，最后“从庙宇中脱走”；日军“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1964年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占领之后的混乱告一段落，日本军官兵常游鸡鸣寺，与钮氏相邂逅，但终无感觉异状而未曾发现。”这些事实说明了钮先铭所记录的亲身经历是完全真实的，并不是他的创作。钮先铭，一个国民党军队的营长，因经历南京大屠杀死里逃生而成为了热门的“名人”。1971年，他在台湾出版了完整记述他在南京大屠杀中经历与见闻的著作《还俗记》，引起了广泛关注。2005年7月，该书改名为《佛门避难记》，在南京再版。

    无独有偶，民国时期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记录，其事实具有巨大影响者绝非一人。与钮先铭有着同样经历，留下同样记录的还有同为中国守军营长的郭歧。

    （二）郭歧著《陷都血泪录》”

    郭歧，1937年时任教导总队辎重营营长，奉命率部守城，参加南京保卫战，后因无法撤退，于城陷后匿居南京3个月。他先后藏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内的意大利驻华总领事馆，后又于安全区内几经迁逃匿居，直到1938年3月12日方冒死逃出南京城。其间，他耳闻目睹了日军在南京进行惨绝人震的大屠杀和烧、抢、好的惨剧。脱险回到后方后，他将在南京所见日军大屠杀暴行陆续做了笔记，最终汇聚成为《陷都血泪录》一书，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这也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亲历见闻材料。1947年3月，他作为证人参加了战后南京中国军事法庭对大屠杀元凶谷寿夫等人的审判，将刽子手送上了法场。

    同样从1938年初到1940年内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状况的亲历者们留下的日记、笔记以及逃出后在后方补记追忆而闻名的人士及其作品还有很多。仅凭这些内容就可知：从1938年2月起，中国几乎每月都有报道或记载南京大屠杀的书刊问世，虽然内容多少不一，但主题都是揭露日军在南京及宁沪一带的暴行。其中，多本书刊中有对南京大屠杀比较详细具体的记录。这足以证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已经比较广泛地披露于当时中国社会。

    此外，各报刊的记者中也有大屠杀亲历者和直接见证人，他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史料证据。如中国中央社、香港《大公报》从1937年12月24日起就开始报道日军在南京的屠杀等暴行，其中包括日军进行“杀人竞赛”的消息。

    在沦陷后的南京，这些珍贵记录的作者的生命安全随时受到日军暴行的威胁。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是最有说服力的见证人。他们因揭露日军暴行的勇敢正义的行为而被历史铭记，不仅成为民国名人，更是中华民族记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