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1938年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日军在南京、苏州及杭州等处奸淫烧杀，中外人士近均一致指斥，并闻苏州陷落后，日军统帅松井，亲往苏州夙以收藏著名之潘、顾两家，指索名画及其他古物，统帅本人尚且如此，其他可知。至于幼妇幼女之被辱，男子之被胁被杀，则为南京失守以后京沪一带之普遍现象。闻今日松井奉政府命令在京沪宣告肃整军纪，盖中外之指责已使敌人不能无所摄矣。”2月14日，他记载道：“今日由汉口渡江赴武昌，应华中大学之餐约。席间，该校代理校长黄傅，具述留在南京之美国教授Bates，最近托美国军舰带出之信息，据B氏一月十日函称：日军入南京后，其强奸、虏掠与惨杀无武器人民之惨状，有非外间所能梦想者，全南京城内，日军强奸妇女之案件，德国人估计在二万件以上。即仅就金陵大学校舍而言，难民之逃避该校中者约三万余人，（外国人之被侮辱口十人）强奸案当在八千起以上，有十一岁幼女与五十三老妇亦未能幸免者。至于城内房屋及商店，殆无一家未被抢劫者，劫后往往以化学药物纵火焚烧，此种烧杀奸（淫抢劫等）行为往往于白昼在学校所在中行之，并往往由军官领导为之！此外，业经放弃武器与军服之华兵以及一般难民，被日军任意枪杀者，（为数极众，数不胜数，为数以万计）则触目皆是。外国人之留在南京者，亦多数（被）受侮辱与劫掠，各国（大）使馆俱被劫掠。B氏函件已由该校给予一份）。”

    王世杰所用的资料多为当时在宁的第三方外籍人士亲身见闻，时效性极强，其客观真实性也毋庸置疑。在日军极其严格的消息封锁之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所能掌握的信息仅限于他们自己的经历，而单是这九牛一毛的记录已是如此骇人听闻！

    在当时战乱条件下，没有哪一方的人员能够有条件对日军暴行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当然不可能掌握精确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数据，因此上述资料中的一些数据与今日统计结果会存在若干偏差，而日本右派却针对这个代表了客观性的“不确定性”加以曲解，将第三方证人冒着生命危险搜集到的证据断章取义，说成是“传闻的汇集”；或以偏概全，将国际安全委员会向日本领事馆上报的部分案例作为日本在南京城所犯的全部罪行；亦或是妄图宣扬一种“南京事件在东京审判以前并不存在”的言论，说“在东京审判时，贝茨教授（贝德士）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似乎在此之前贝德士教授并不认为日军的行为有过分之处，然而，从王世杰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贝德士教授从一开始就对日军的暴行作了清晰的证明。王世杰的该部分日记与1938年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相互佐证，共同记录了安全区的外籍友人对日军所犯罪行的见证和对中国人民的倾力援助。

    （五）冯玉祥的记载

    冯玉祥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将领。抗战爆发时，他曾受蒋介石委托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亲赴上海前线指挥八一三抗日作战。冯玉祥有长期记日记的习惯，《冯玉祥日记》是研究中华民国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也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录。

    1937年12月25日，冯玉祥在他的日记中记道：“归来阅晚报，及今日报纸记之：一、杭州已入战时状态；二、南京我被杀青年五万人；三、南京我十二岁以下男孩均被敌运走……”这份日记表明，即使是在日军严格的消息封锁下，当时的报纸还是通过艰难获取的小部分资料披露了日军的这场暴行。

    （六）李宗仁与白崇搏的回忆

    在国民党著名将领、桂系领袖李宗仁与白崇禧战后所著回忆录中，都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具体记载。李、白二人在抗战初期都是中方高级将领，担任过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曾亲往前线指挥中国军队的作战。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敌人于十二月十三日入城后，更大肆奸掳焚杀，我军被俘和无辜平民被屠杀的，计数十万人。充分表现日本军人的兽性，为人类文明史永远留下了污点。”白崇禧则口述说：“敌人占据南京后，纵兵放火劫掠。屠杀、奸淫……妇女被奸淫无数，民众被残杀总在十万人以上。据当时在南京之外国传教士说，这种野蛮残暴之行为是现代历史上破天荒之记录。”

    上述国民党高层人士的日记和回忆，只是对南京大屠杀的一小部分记载和并不全面的记述，却真实地代表了当时外界所能掌握的关于大屠杀的情况。这些记述中数据的不确定性正是其客观性和阶段性的标志。由于他们不可能亲自在沦陷区内进行现场调查，所有的资料来源均是某一时段的下级报告或新闻报道，因而他们所掌握的不可能是南京大屠杀的全部情形。但是，仅这些来自民国政界、军界具有显赫地位的名人记录资料已充分证明，日军在南京暴行的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即使在当时日方极端严格的“钳口令”下都无法隐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