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保卫汉语”的声势很盛，我们如何说话似乎成了问题。

　保卫的努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方面，比如广电总局要求CCTV们不用NBA、CBA、CPI、GDP等英语缩略词，必须说中文全称。一个是学术方面，中国翻译协会日前举行座谈会说，公开出版物、媒体报道乃至政府文件中，直接将外来语嵌入中文使用的现象愈来愈多，若不加制止，则是对自己的语言不尊重，汉语纯洁性也将不保。

　语言不是小事，关系到我们如何说话，如何思维，如何审美，也影响到社会怎样运行，国家怎样治理。不过，我们对外来语（主要是英语）这样敏感，竟要予以抵制或纠正，那么现代汉语吸收了无数日语词汇，几乎占了半壁江山，又该作何解呢？

　在我看来，现代汉语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外部忧患。即便在一些人看来是个问题，也远没有严重到“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地步。

　这并不是说现代汉语没有毛病，只是它的毛病不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典雅一点说，现代汉语“祸不在鲁”。

　一种语言如何演进，除了民俗习惯、外来文化等影响外，它还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由于政治权力可以决定你能够说什么、不能够说什么，决定一件事情只能这样说而不能那样说，因此权力对语言的影响和塑造，往往根本而深远。

　我国上世纪有那么一段时期，我们的语言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斗争的工具，赞美的工具等等。从最基本的功能来说，语言应该是每个人用来表达个人所思所想的，但在那种情况下，语言表达出的是不是个人想法很值得怀疑，更可能是整体意志，语言的团体操。

　有部电影叫《庐山恋》，老一辈人都看过，一对热恋中的青年情到浓时，女青年情不自禁地高喊“我爱我的祖国，我爱祖国的清晨”，其实大家都明白，潜台词是“我爱你”。这个例子其实说明，受到某种力量的不正常影响的语言，可以左右人说话，左右人思维，还会支配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哪怕是最私密的场合。

　如果语言不能承载个人的独立思维和表达，这种语言就缺乏对人的尊重，而生活在这种语言得以塑造的环境中，个人其实很难有尊严和体面可言。

　我认为，直到今天，某种力量对现代汉语的坏的影响，仍然缺乏系统的反思与纠正。什么叫“不明真相的群众”，什么叫“一小撮”，什么叫“刁民”，什么叫“别有用心”……形形色色的表现不胜枚举，依我看，“公开出版物、媒体报道乃至政府文件中”的语言问题哪里是外来语呢，分明是内部语问题，语言的背后对应着社会治理思维。

　最近，韩寒大受关注，很大程度上因为他开始对时事发表看法。他说话的意思，不费什么劲大家都能明白，最需关注的地方其实在于他说话的方式、思维的方式。在我看来，他的言说挤掉了语言的毒素，不受任何整体框架的规定和约束，正在以某种新颖和真正个人化的方式使用着现代汉语。这就是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世界更需要韩寒的大众影响力。

　德国汉学家顾彬曾激烈批评过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很大问题是语言太差。顾彬讲到德国的一段历史，他说有段时间德国文学界提出“重新学习德语”。为什么呢？因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约十多年间，德语被政治给污染了，所以要重新学习。

　大家可能对顾彬的很多批评不服气，但是他说的对语言的重新学习，对我们是不是能有所启示呢？我想，我们的文学界也好，学术界、媒体界也好，凡是频繁使用现代汉语的机构，都应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努力，多做一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