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高考成绩650分的长春十一高中学生刘鑫（化名），因故放弃了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机会。同年7月，被以数万元价格“买”进德惠实验中学高三27班复读，并被学校、老师、家长寄予考取清华大学的希望。在德惠，一所学校如有学生考中清华、北大，就会成为轰动全城的特大喜讯，人们口耳相传数月不绝。正是这种“中举后效应”，令很多人盯上这块“肥肉”。（《城市晚报》4月13日）

　学生对自己当年高考成绩不满意，选择复读是一种正常现象。而学校为了可持续发展，招来成绩优秀的复读生，培养成状元人才，一方面对其他同学是种激励，另一方面提升了学校的品牌和影响力，也无可厚非。学校招募一些企业赞助，用以解决复读生的学习费用，也算是为学生减轻了负担，可谓是一举多得，互利共赢。由此看来，企业赞助、学校“收购”、父母获利、学生本人也会在各种“特殊”关怀下实现梦想，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选择复读，恐怕并非如此简单，也没有这么光鲜和实惠。对于复读生而言，无论你高考成绩多好，无论学校出价多高，都是美好的期望，而不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打个比方，如果复读生刘鑫的身体状况连大学生活都应付不来，又怎么能够重新经历“黑色高三”的洗礼、“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征战，并提高分数实现“清华、北大梦”？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是中国“科举时代”对中举者的追捧，是畸形教育的缩影。高考状元不过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对高考状元的过度期望和追捧，必然会导致应试教育的积重难返。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一考成名”的高考状元不能淡出人们的视野，“一考定终身”“一分定命运”的状况不能尽快改变，素质教育的实现也将遥遥无期。笔者以为，无论是怎样的一种关注，都应以正确的价值判断为前提，这种自我展示当以正确的心态为底线。同时，我们必须对高分复读乃至高考状元的任何报道都保持清醒的判断。如果对“状元人才”的关注过于偏离轨道，与盲目的“状元情结”嫁接，如果高考状元不知自醒、自重，也不懂得自警，非但会造成价值上的错乱，扭曲现代青年学子的价值观，也不利于后来者的求知向上、追求进步，更是考试上复古逆流的反动，实质是在强化应试教育。

　事实上，高考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引领与要求，也可以看做是社会发展对学校教育提出的要求与任务。根据社会媒介对“应试教育”的批评，应试主义是我国当前教育中存在的一种异化的倾向。作为对应试主义的反对，素质教育成为纠偏的良方。然而，现实绝非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转化那么简单。在“学历社会”的宏观背景下，学历和文凭就成了交换关系的中介。其背后的假设是，有了学历，就有了相应的能力，特别是在无法对一个人的能力准确考核的情况下，社会对资源短缺人才的任用，就只有以学历作为评价一个人能力的客观依据。应试教育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考试、为了升学率，实际上从较为长远的角度看，是为了获得学历文凭，为了未来可人的职业。

　不难看出，高考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笔者以为，淡化“高分考生拒入名牌大学”，淡化对“状元人才”的关注，实行素质教育的前提是弱化文凭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只有社会成材的标准多元化了，只有重能力而不是重考分成为社会常态，中国社会才可能走上素质教育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