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京“靠边站”到勒令离京
在我到北京工作之前六位将军就“靠边站”了，所以在我接手的任免干部名单上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名字，对他们的有关情况，除对秦基伟、李成芳较熟悉外，其他都不甚了了。从湖南回京查阅档案和电话询问昆明军区、南京军区后，才了解到他们的一般情况，他们都是叱咤风云的开国将军。
秦基伟，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１９２９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靠边站”前为昆明军区司令员。历任排长、连长、团长、军分区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在朝鲜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他是打出军威的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十五军军长。
李成芳，湖北麻城县人，１９２９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靠边站”前为昆明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历任班长、排长、指导员、教导员、团政委、旅长、纵队政委、军长。
胡荣贵，山西定襄县人，１９３３年参加革命，１９３７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靠边站”前为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历任干事、队长、指导员、股长、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旅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省军区及大军区政治部主任。
张子明，山西离石县人，１９３５年参加革命，１９３７年参军，１９６１年晋升少将军衔，“靠边站”前为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历任股长、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副师长、师政委，军事工程学院教育长、副政委。
王蕴瑞，河北巨鹿县人，１９３１年宁都起义后参加红军，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靠边站”前为南京军区参谋长。历任参谋、科长、团长、师长、纵队参谋长、兵团参谋长、志愿军参谋长。
张力雄，福建上杭县人，１９２９年参加革命，１９３２年参加红军，１９６１年晋升少将军衔，“靠边站”前为云南省军区第二政委。历任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分区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纵队政治部主任、军政委。
六位将军都是于１９６７年初调到北京后“靠边站”的，其中五个人有这样那样名目的专案组进行审查，还有一个人与任何专案都没有瓜葛，也在北京“靠边站”了两年多，他就是秦基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秦基伟回忆录》第十七章“新的考验”中，有一节的题目叫“晾在北京‘靠边站’”，用词十分贴切。他在北京呆的两年多，第一不是停职检查，第二不是等待结论，第三不是等待分配工作，第四更不是被隔离或被监护。那么应该用什么词来表述他的处境呢？秦基伟用了一个“晾”字，我以为完全符合他的实际状况。李德生主任之所以特意要我问问秦基伟将军是怎样被留在北京而没有回到昆明的，是因为总政治部事后查问，谁也不知道秦基伟是为什么“靠边站”的，谁也说不清秦基伟“靠边站”后到底归哪里管，实际上是稀里糊涂地“靠边站”了５年多。
事情的起因是，１９６７年初上海造反派夺权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也都跃跃欲试，有的与军内极左的人勾结在一起，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各军区的领导人。周恩来和军委领导为了防止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被揪斗，派飞机将他们接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保护了一段，风声过后其他军区的领导人陆续回到了各单位。昆明军区的两位军政一把手都没有回去，李成芳是因为归专案组管，而秦基伟并无专案，为什么也没有回去呢？所以李德生觉得这个谜需要解开。
在灰汤疗养院个别交谈时，秦基伟讲完他要说的事情后，我问：“秦司令，李主任让我请问你一下，你当时是怎么留在北京而没有回到昆明的？”秦基伟不假思索立即回答说：“是军委××领导同志跟我谈的，他说现在昆明军区机关还比较乱，你先不要回去，呆一段看看形势再说。”１９６８年３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后，还是按照军委那位领导同志的要求，秦基伟搬到了海运仓总参第一招待所后小楼，一住就是一年多。《秦基伟回忆录》中有好几处提到，同他一起被疏散到湖南的其他五位同志，都断不了有专案人员光顾，而从来没有专案人员找过他。他当时哪里知道，自己并非专案对象，是糊里糊涂地被“晾”到一边的。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林彪利用中央决定战备疏散的时机，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１０月１８日，总参按照黄永胜的传达，以林彪“第一个号令”的名义通知了各部队。在北京凡是不在职的党政军高级干部，都要立即疏散到外地。京外来的“靠边站”的干部，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
林彪“第一个号令”传达后的一天深夜，突然有几个人到海运仓招待所，找在这里“靠边站”的干部逐一进行个别谈话，宣布军委办事组的决定，要他们第二天就离开北京去外地，并且不得互相打听将要去的地方。这几个人一走，楼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经交谈，得知他们被分到了四面八方。昆明军区的秦基伟、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张力雄和南京军区的王蕴瑞六人分为一个方面，都告知到广州军区。宣布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点商量的余地也不可能有。大家面面相觑，心情都很沉重，谁也闹不清这次疏散意味着什么，将来命运又将会如何。
第二天火车票准备就绪，六位将军一齐到了北京车站。护送他们的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名排长。他按照上面的交代，“忠于职守”，一夜都不敢入睡，对护送的对象进行监督，生怕这些人出了什么问题。
在潇湘大地的酸甜苦辣
六位将军在谈话中都诉说了这些年来的不正常遭遇，有的提到心酸往事时不禁泪流满面。我们离开疗养院前到病房与六位将军一一告别，他们都表示要说的话都说了，感谢组织派人对他们的看望。我听了六位将军的不正常遭遇，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回到机关如实地向领导作了汇报。
林彪“第一个号令”发布后，当时向六位将军宣布是去广州军区，可是到长沙就让他们下了火车，接到湖南省委招待所住了三天。中间来人向他们介绍了西湖农场的情况，宣布他们将被安排在那里劳动。很快，他们就被送往汉寿县境内的西湖农场。六个人被分到六个连队，规定相互间不准来往。
西湖农场最早是湖南的一个劳改农场，是在洞庭湖西面围湖造田建起来的。房子是犯人们打坯盖的草房，非常简陋；地面坑坑洼洼，用脚一踩就会出水；屋顶上到处是洞，麻雀不断飞进来啄食。夏天炎热难当，冬天冷得要命，洗脸毛巾往铁丝上一搭，转眼间就结了冰。连队伙食极差，几乎整月见不到油荤。
生活条件的艰苦，作为老革命的他们都不在乎，因为他们都是从艰苦环境中走过来的。让他们憋气的是政治待遇，六个人生活上虽然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在政治上却享受不到一个普通战士的待遇。
他们在西湖农场期间，在连队归班、排、连长管，团里则由政治处的保卫股管。什么矛盾性质的人归保卫部门管理，部队历来都是有明确分工的，所以从管理渠道上不难看出，农场对他们是作为专政对象看待的。由此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精神上的痛苦，他们向我诉说了很多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比如：
他们想自费订阅报纸，得不到农场的同意。他们写封家信，寄出前要经保卫股审查，家里来信也要先由保卫股拆阅，凡被认为是不该写的内容一律抹去。每个周末的组织生活，值班排长一吹哨，宣布党员站第一排，团员站第二排，不是党团员的战士站第三排。六位将军都是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但不能站到第一排，第二排也不是他们这个年龄的人应该站的地方，只能站到第三排，跟非党非团的战士们站在一起，听值班班长训话。１９７０年的一天，以营为单位集合选举四届全国人大的军队代表，秦基伟与全连官兵列队去营部投票。快到营部时，营里一名干部把秦基伟拦住，让他回去看书，剥夺了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选举权。其他五位同志亦然。秦基伟的女儿畹江住在营部，有位副营长的爱人和畹江比较要好，有一天她很神秘地约畹江到外面一个地方见面，沮丧地告诉畹江说：“今后我不能跟你来往了，组织上已经批评了我，说我跟你常在一起是立场有问题……”
１９７２年４月，“九一三”事件发生半年多了，六位将军才接到通知，说要将他们转到湖南宁乡县的一所部队疗养院３６４医院休息、疗养，从而结束了在农场监督劳动的生活。
六位将军到灰汤疗养院后，吃、住等生活条件比在西湖农场时有了改善，但他们感到在政治上仍然受着歧视：一是活动范围有限制，不得离开疗养院附近；二是每个人配有一名战士，名为警卫，实际是监视他们的行动；三是刚开始看不到任何文件，经一再要求，后来才由省军区政治部每月送一次团级干部阅读的文件集中传看。
这样又过了５个月，政策才渐渐地放宽了一些，而且他们的家人可以到疗养院与他们团聚了，这让他们兴奋不已。六个人都先后经历了到灰汤车站迎接亲人的难忘时刻。秦基伟的爱人唐贤美，于８月初放暑假后带着孩子们从昆明赶到灰汤。这是全家分散五年多后的第一次团聚。
秦基伟说：“随着家人的到来，我的生活也日见规律。每天下午，我扛着竹竿和爱人去四周山坡上打松球，我打她捡，每次提回来一网兜。这固然是为了解决生煤炉的引火问题，但更多的是为了充分享受一种田野情趣。上午，我们则读书看报。当时新华书店来卖过几次书，我们买了一些。我的老秘书张维明也从四川给我寄了几本书来。我对他寄来的苏军元帅朱可夫写的《回忆与思考》一书最感兴趣。这本重点记录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作战情况的书，我对照地图读了两遍。因这本书是秘书借来给我看的，我读后又寄还给了他，但内心很舍不得。一次出外散步时，我与同在灰汤疗养的工程兵某师政委谷善庆相遇。我们过去素不相识，但他对我很热情，显得很尊重。当在交谈中我称赞《回忆与思考》这部书不错时，他立即慷慨地说：‘我这儿有一部，我送给你，首长。’在那个岁月里，谷善庆同志能够这样做，是很不简单的，表明了他的不随波逐流和为人的正直，让我非常感动……”
在灰汤，除秦基伟外的其他五位同志，都不时有专案人员前来向他们核实情况，索取证明材料，而秦基伟却如同在西湖农场时一样，仍然没有任何人来找他，所以他有比别人更多的时间享受“田野情趣”。有专案人员光顾的将军，虽然有些想向组织反映的问题可以通过专案组的渠道转达，但有时也会产生“冲突”。张子明将军第二次与我们交谈的内容，主要就是反映专案人员搞“逼供信”的情况。他说，有一个同志的历史情况，按照自己的记忆实事求是地写出证明材料，但专案人员不满意，三番五次地逼迫他按专案人员的口径重写。他坚持不能编造，专案人员就批他的“态度不老实”，双方争吵不休，搞得很不愉快。张子明将军讲到这里，难过地掉下了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