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出版发行的《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一书，第二十三节中记述了李德生遵照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解放老干部的指示精神，抓紧“做好解放１７５位将军的工作”。其中写道：“原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第二）政治委员李成芳中将，是红四方面军的团长、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都在晋冀鲁豫军区担任过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是刘邓大军的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军长。解放后，贺龙元帅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与这两位军长是上下级关系。‘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诬陷为‘贺龙分子’关押起来，总政治部连个关押地点都不知道。几经周折，才弄清他们被关押在湖南境内广州军区一个军队农场。李德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先后将秦基伟、李成芳和昆明军区副政委胡荣贵少将、副政治委员张子明少将，南京军区原参谋长王蕴瑞少将等接回北京，休息治疗，等待安排工作，并将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去湖南接秦基伟、李成芳等“回北京休息治疗，等待安排工作”的任务，是李德生派我和总政组织部的秘书任振先具体执行的。有人戏称我俩这次执行的任务是接干部出“牛棚”。在完成这一工作任务的中间，颇有一些值得回顾的故事，现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李德生在京西宾馆面授任务

    我于１９６８年冬由济南军区政治部借调到军委办事组干部部工作。１９６９年７月，李德生由南京军区调军委办事组后，就在京西宾馆住宿和办公，我和他经常见面，但工作上没有直接接触。１９６９年１２月，总政恢复办公后，搬到旃坛寺总政大楼办公。李德生开始是以总政临时党委书记的身份主持工作，半年后被任命为主任。这样一来，我就同他断不了在小型会议上或呈送、领取文件等工作中有所接触。１９７２年国庆节后的一天早晨，总政干部部领导通知我，带上洗漱用具、粮票、出差费，早饭后接上总政组织部的任秘书一起去京西宾馆找李德生主任受领任务。

    我俩到宾馆九层西头套间见到李德生后，他开门见山交代任务说：“你们马上出发到湖南省军区了解一下秦基伟、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王蕴瑞、张力雄六个人的情况。”他还特意交代：“见到秦基伟后，问一问他当时是怎么被留在北京，没有回到昆明军区去的。”

    我当时在总政干部部第二任免处（后改称第二任免局）任副处长，该处负责各大军区正师职以上干部的任免工作。这六位将军“靠边站”前都属该处业务管辖范围，老的花名册上都有他们的名字，所以李德生一讲他们的姓名，我都知道他们原来的任职情况。秦基伟是昆明军区司令员，李成芳是昆明军区第二政委，胡荣贵、张子明是昆明军区副政委，王蕴瑞是南京军区参谋长，张力雄是云南省军区第二政委。“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先后“靠边站”，有的归中央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有的归别的专案组审查。审查情况专案组从来不向总政干部部通气，总政干部部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准过问专案审查对象的情况。因此，我想请李主任明确一下这六位将军的矛盾性质，便说：“主任，我们见到他们时，怎么说明来意？”李德生回答说：“一是代表组织看望他们，二是听取他们的意见。”听到这两条，我心里就有底了：至多是人民内部矛盾。

　　“总政来的这位处长举动可不一般！”

    我和任振先从京西宾馆直奔首都机场。那时客运航班很少，事先又没有订购机票，只能是遇到哪趟航班就乘坐哪趟航班。到机场不久，有一架从沈阳飞广州的里－２型小飞机，十几个座位的座舱内只有我和任振先两个乘客，在开封、武昌两次落地后于下午到达长沙。湖南省军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和干部处处长到机场把我俩接到接待所，问工作怎么安排。我说，我们这次来湖南的任务是专程看望秦基伟、李成芳等六名干部。干部处处长说，他们现在都住在宁乡县的灰汤疗养院。我说，那就请省军区安排一辆车，明天早饭后出发去灰汤。

    秦基伟等六位将军是１９６９年“紧急战备”时被疏散到湖南的，开始安排在洞庭湖畔汉寿县的一个部队农场劳动，“九一三”事件后，于１９７２年４月转到坐落在宁乡县灰汤镇附近的解放军３６４医院（又称“灰汤疗养院”）休息。他们的日常生活由湖南省军区管理，但是这六位将军为什么被“靠边站”，到底有什么问题，谁也没有向省军区作过交代，省军区的同志也不便过问。中间除了时不时有专案组人员找某个人谈话、调查核对材料以外，他们与原单位完全断绝了组织联系。

    灰汤疗养院坐落在素有“潇湘第一泉”之称的灰汤温泉附近，山清水秀，环境幽静，温泉水温高达９０摄氏度左右，确实是个疗养的好地方。六位将军从农场转到这里，处境有了很大改观：一是解除了劳动；二是家属可以前来探望团聚；三是可以到食堂吃饭，也可以自己起火；四是归口管理的机关不是原来的保卫部门，而是换成了干部管理部门。

    然而，对他们的处理还是留了个“尾巴”。他们虽然住在了疗养病房，但并没有真正享受到正常“疗养员”的待遇，日夜２４小时陪伴他们的不是医生、护士，而是保卫干部和警卫战士。他们住的病房，是在一座二层楼的楼上，房子窗户朝南，房门向北，病房门外有一个敞开式的长廊相连，长廊两头各有一个楼梯。六位将军和他们的夫人住在中间，两头靠楼梯的房间里住着负责他们安全的干部和战士。他们外出活动，要向警卫人员请假，活动范围只能在疗养院附近。管理他们的省军区政治部干部处，有事都是通过照管他们的警卫人员转达，从来不与他们直接接触。干部处处长为六个人的事免不了去疗养院收发文件、部署工作，但与他们“保持距离”却一直没有改变。因此，我见到这六位将军时的一些举动，使他感到“不一般”。

    省军区干部处处长陪同我俩到达疗养院，我们把随身所带的日常用具放在招待所就去病房探望。先是一户一户地拜见，见了面我首先向对方敬礼，问候“秦司令好”、“李政委好”，然后说：“我叫刘岩，是总政干部部第二任免处副处长。他叫任振先，是总政组织部秘书。我俩受总政治部李德生主任的委托来看望首长，一会儿集中一块再汇报来意。”六户走访完毕，大家先后来到学习室坐定。我说：“李德生主任派我俩专程来的任务，一是代表组织看望六位首长，二是听取首长们的意见。听取意见的方式准备一户一户个别交谈，我俩由东向西，到首长房间一位一位地谈，时间不限，请你们把要说的话说完为止。有的事一次没谈完，想起来可以第二次、第三次谈，我们什么时候听完首长们的意见，什么时候再离开疗养院回北京。”

    散会后，接着到房间个别交谈。此时，我示意省军区干部处处长不必再陪伴了。他回到招待所给省军区领导打电话，汇报我们会见六位将军时的情况。后来听说，他打电话的第一句话是：“总政来的这位处长举动可不一般！”所谓“不一般”，是与过去来疗养院的专案人员的举动对比而言的。专案人员见到他们一不敬礼，二不握手，三不称呼职务，四是叫名字时不加“同志”二字，有的甚至还加以训斥、指责。

    我俩用两天的时间，听取了六位将军的意见后返回北京。一到办公室，干部部的领导同志就交给我一份广州军区政治部发给总政治部的电报，内容是关于改善秦基伟等六位将军生活状况的几条措施，请示总政治部是否同意。措施有五六项，其中包括：一是把六位将军接到长沙大医院，全面检查一次身体；二是由广州军区卫生部调拨一批六位将军需要的药品，放在疗养院药房专药专用；三是给疗养院增配一辆小汽车，专门用以到宁乡县城等距疗养院较远的市场采购副食品；四是组织六位将军和他们的夫人，到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游览。另外，还有关于看文件、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改进措施。

    我看后心想，广州军区对这六位将军的优待措施，与我俩湖南之行传达了总政治部的意图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俩到长沙后并没有向湖南省军区传达关于六位将军的什么信息，只不过是用我们的行动表明自己对六位“靠边站”多年的领导同志的政治态度而已。后来听说，湖南省军区干部处处长把我“不一般”的举动向湖南省军区领导汇报后，省军区马上转报了广州军区，于是很快提出对六位将军采取几项优待措施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