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杰

　4月12日《半岛晨报》报道，大连60栋海景别墅建成14年因新项目面临拆除。

　国人对此类消息早已见怪不怪，因为这不过是近来诸多“短命”建筑名单中的一员，再多的媒体曝光只是增加了名单的长度，却无法从实质上遏止中国建筑的“英年早逝”。

　今年以来类似的事件和报道不绝于耳：江西南昌一个使用不到13年的四星级大酒店被爆破拆除；武汉马湖新村小区400多套入住不足5年的住房面临整体拆除；福建一所投资1500万元的小学只用2年就难逃被拆迁的命运；扬州刚入住不久的两个小区被政府二次出让土地使用权要拆除重建……如果再往前追溯，加之未见诸报端的，“短命”建筑遍布全国各地。难怪建设部得出结论，中国的建筑寿命平均只有30年。

　理论上讲，中国建筑“短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事实上许多建筑并不是因为质量问题而拆除，问题出在不理性、不科学的规划上，许多城市，“一届政府一套城市规划”的现象十分普遍。规划的变化，必然导致拆旧建新，当然这样的拆除与建筑物本身的质量和设计寿命毫无关系。在公众追问原因时，当地政府无不以规划为借口予以搪塞，而且这一理由还被使用得理直气壮，大有“规划至上”之势。

　在我国，公民合法财产权受宪法和法律的严格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被称为公民恒产保护神的《物权法》更是明确规定，对于房屋等不动产和动产，非因公共利益需要并依法给予适当补偿不得征收。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按照这些法律规定，政府规划的变更，对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不应包括已经依法出让尚未到期的土地，否则就是侵权，是法律所不允许的。然而现实情况却相反，政府规划不仅可以处置未开发的土地，而且还可以重新处置已开发的土地，土地用途的改变自然引起地上建筑物的拆建。至此，我们不禁要问，在法治不断健全的情况下，何以出现“规划成为至上之法”的尴尬局面呢？

　“规划成为至上之法”的原因很复杂，有中国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旧有规划不适应新形势的原因，有部分地方政府好大喜功、片面追求政绩的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律的漏洞以及层层授权，将决定公民权利的实质性权力最终交到了地方政府手中，而对这种权力缺乏必要的约束。

 《物权法》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而到目前为止，“公共利益”的内涵和标准在我国仍然是一个模糊地带，这就等于把认定权交给了地方政府，什么都可以装入“公共利益”这个大口袋。所谓“法定权限和程序”最终也表现为是否列入城市规划及如何列入城市规划。而《城乡规划法》对规划的制定修改程序又规定得十分宽松，加之《建筑法》对建筑最低寿命没有强制性规定，更无制造“短命”建筑的问责规定，因此，只要一纳入“规划”，土地使用权收回，公民的宪法和法律上的财产权就再也找不到强力支撑，公民权利大厦也就成为空中楼阁，必然坍塌。　　

　因此，要想减少短命建筑，就应该强化城市规划的严肃性，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堵塞权力无限下放的漏洞，只有这样，公民的合法权利才能得到保障，短命建筑才会减少，中国的城市化才能真正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