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怕冷怕热

　　江青一年四季所要求的室内温度:冬天控制在21.5摄氏度;夏天控制在26摄氏度。

　　可是有时温度也是随着她的感觉走的,同样的温度,烦躁时感到闷热,孤单时感觉寒冷。尽管工作人员按照她的要求调节好了室内温度,但未必就一定让她适应。我不止一次听江青说:“温度表不能说明问题,我的感觉才能说明问题。”

　　江青的感觉就是来自她的心情。她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心情瞬息万变;我们不知道、也无法掌握什么时候她有什么样的心情,掌握的温度总是无法跟着她的感觉走。

　　当她感觉温度不合适的时候,她会亲自去看看温度表。

　　她是怎样看温度表的呢?她感觉热时,就弯下腰去,从温度表的下面往上看;她感觉冷时,就踮着脚跟,从温度表的上面往下看。从下面往上看,或从上面往下看,视觉相差两三度,以此来证明她的感觉是对的,温度表是“假的”。在室温的控制上,常常弄得我们和江青本人都很尴尬。

　　有好几次,她看完温度表以后,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说:“这表是假的!”我记得有一次,她把温度表摔个粉碎,拂袖而去。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重新换一只温度表,慢慢地,江青气也就消了。

　　我不知道江青是否真的怕冷。北京的严冬季节,寒气袭人,她却能到户外拍摄雪景、深夜拍摄夜景。春寒料峭,她在凌晨拍牡丹,一折腾就是三四个小时,也没有事。我想,大概是创作的兴奋使她忘记了寒冷。

　　1970年11月份,江青在海南岛。14日那天她高兴了,要到海里摸海贝。在水里一待就是4个多小时,也没有事儿。

　　1971年6月9日,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给林彪照相时,七八个大聚光灯一齐打开,室内温度很快上升到30多摄氏度。我们在场的人都热得大汗淋漓了,她却全神贯注,兴致盎然,自始至终也没听她说热。

　　1970年7月底8月初的一段时间,江青在室内打扑克时间久了,嫌空气不新鲜,就让工作人员在室外给她搭了一个净空七八平米的大型蚊帐,她晚上钻进去打扑克,白天也钻进去打,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也不说里边热。

　　到过广州的人都知道,那里8月份的气候,既潮湿又闷热,江青陪同大肆吹捧她的美国作家维特克,在室外一玩儿就是三四个小时,逛月秀,看兰圃,去石湾,活动量大得惊人,跟随她的工作人员都热得难以忍受,而江青并不喊叫热。

　　四是怕光

　　江青怕光怕得出格。她大白天在室内看文件,有时叫工作人员把3层窗帘全部拉得严严实实的,一丝光也不准进去。打开光线柔和的落地灯,灯罩上不是盖着一块黑布,就是盖一块厚厚的深绿色的布。

　　江青在全国各地居住的房间室内的光线都很暗。特别是在上海的房间,室内的各种色调更加适合江青的要求。诸如灯光、屋顶、墙壁、门窗、地毯、窗帘以及各种家具都是绿色的。打开灯以后,好像进了威虎山的威虎厅。如果我们一个人在她的室内工作,还真有点儿害怕。可这非常适合江青,她觉得非常舒服。

　　但是,她在公共场所会见外宾、接见红卫兵时,摄影记者给她拍摄,聚光灯骤亮、强光照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时,她一点儿也不怕,还兴高采烈地鼓掌、讲话。

　　江青对同一事物的“四怕”和“四不怕”是受她的情绪支配的;况且,江青这个人神闲气定的时候又极少。但是,江青有病也是真的,在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大多数都知道江青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从1949年到1956年,江青前后4次到苏联去治病。

　　第一次去是1949年4月初。江青得的扁桃体炎,高烧不退,在莫斯科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在那里她静养了7个月,于11月回到北京。

　　第二次去是1952年的初秋。江青得的肝炎,肝区疼痛,发高烧,用青霉素消炎治疗,大约治疗和休养了11个月才回国。

　　第三次去是1955年7月。江青得了子宫颈癌,在莫斯科进行治疗,不久回国。

　　第四次去是1956年夏天,江青的子宫颈癌恶化了,又回到莫斯科的医院里。她这次的病很重,身体衰弱,情绪很不好;白血球降到3000,稍有感冒就有生命危险。在给她做放射治疗时,一边输血一边吸氧。1957年春天,江青才脱离了危险。她吃不惯苏联的饭菜,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北京,要可口的菜。北京用飞机运去了活鱼、香蕉、苹果、茄子、西红柿和其他新鲜蔬菜。在她情绪比较好的时候,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夫人发出邀请,江青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领导人的夫人坐在江青左右,宴请她并谈她的健康问题,江青面带微笑。回到别墅,江青觉得在克里姆林宫没有吃饱,坐下来又吃中国可口的饭菜。

　　文革期间,江青曾跟我们工作人员讲过,“我经过那次放射治疗以后,把我的内分泌全部破坏了,造成了严重的植物神经失调,很痛苦。”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以后,我们经常谈论,江青为何有“四怕”?大多数同志认为,江青一是心态不好,二是因病所致,三是有时故意刁难我们这些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