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陈独秀读到康生那篇文章后，就大感冤屈；随后，又看了《新华日报》一而再、再而三诬陷的“短评”，更加恼怒万分。他为了澄清事实，洗涮冤情，于3月17日奋笔疾书，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信给《新华日报》，由此拉开了他与王明、康生等进行说理论战的序幕。文章因《新华日报》拒绝发表，几经周折后不得不改在《血路》、《武汉日报》和《扫荡报》上发表了。他在信中满腔激愤地为自己辩护说：“来武汉后……为避免增加抗战中纠纷计，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未自办刊物。我所有的言论，事实胜于雄辩，我以为任何声明都是画蛇添足。”在信末，他对王明、康生的罪恶行径非常生气，因而言词更为激烈了：“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被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

    3月20日，《新华日报》又发表了《关于陈独秀来信》的短评，指责陈独秀要求拿出证据来，是“无赖的口吻”，“装腔作势佯作不知道”。这无疑激起了更大的公愤，于是罗汉发表了一封致周恩来等的公开长信，叙述了1937年8月至10月间与叶剑英等“很融洽”的谈判情况，驳斥了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罗汉等的诬陷。与此同时，一些别有用心者也参与到对“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的争论中来，并借机大肆攻击中共，致使中共的威信蒙受了影响。

    为了捍卫中共的利益，周恩来亲自出面对各方人士做了大量工作。他几次托陈独秀的好友周钦岳等前去看望，并嘱咐陈独秀“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以免事态继续扩大。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中共代表徐特立，也专程从长沙赶赴武汉，对陈独秀进行耐心的劝说。后来，当陈独秀夫妇迁居江津县时，周恩来在朱蕴山的陪同下，特意从重庆赶赴江津，到陈独秀家中看望。周恩来首先向卧病在床的陈独秀表示问候，在与他亲切握手之后，十分关切地问道：“独秀先生，你身居山中，日后有何打算？”

    “恩来，我已病成这个样子，还能有什么期望和打算呢？只想在这僻静的地方，研究研究文字学。”

    “独秀先生，你毕竟当过几届党的总书记，希望你抛弃个人成见和固执，以国家、民族为重，写个书面检查回党工作吧。毛泽东主席和中央的其他同志，都希望你去延安。”

    “恩来，我还是那个主张，回党工作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难以从命！”

    “独秀先生，中央绝无勉强之意，请你再慎重考虑考虑，什么时候愿意去延安，中央都欢迎。希望独秀先生多保重，如果想去重庆看病，可随时去重庆找我，一定为你提供方便。”

    “谢谢，恩来！”

    对周恩来、徐特立的调解和关心，陈独秀深为感动，遂决定保持克制的态度。

    “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的论争虽然平息了，但陈独秀与中共的关系却永远地破裂了。

　　汉奸案大白天下

    1942年5月25日，陈独秀背负着汉奸的罪名，因突发性心脏病而离开了人世。由于种种原因，对陈独秀的诬蔑不实之词并未得到纠正，陈独秀汉奸案遂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桩悬案。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出版了《毛泽东选集》。虽然康生担任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但该书在对陈独秀的人名注释中，对陈被中共开除党籍以后的经历，却未沿用康生的“汉奸说”，而是留下了空白，这实际上等于对陈独秀汉奸说的否定。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广大党史工作者广征博引，以充分的事实揭露了王明、康生不惜捏造事实，把陈独秀诬蔑为汉奸，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目的的可耻行径，从而为陈独秀汉奸案拂去尘埃，使真相终于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熊坤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