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问题引争论

    正当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为团结陈独秀等一道抗日而与之进行谈判，准备进一步教育帮助其认识、改正错误，并在此基础上接受他回到党内之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成员王明带着康生等人从苏联回到延安。

    积极奉行斯大林的肃托政策的王明，对当过中国托派领袖的陈独秀自然不肯放过。在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跳出来坚决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诋毁党与陈独秀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并威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他甚至还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不能合作；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为了达到把陈独秀彻底搞臭的目的，王明还诬蔑陈独秀是每月领取日本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是“杀人狂”、“汉奸”等等。

    一贯紧跟王明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立即在《解放周刊》上撰写文章指名道姓地斥责陈独秀、罗汉、俞秀松等人都是日本奸细、汉奸。文章指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的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待有成效时再增加之。”并说谈判成功后，“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等等。

    此文既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3月16日汉口的《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等报纸，在显著位置发表了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和国防参议会参议员、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等9人的联名信，指责中共并为陈独秀辩护说：“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此事出乎情理之外。陈独秀先生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

    9人联名信在武汉三镇引起强烈反响。然而，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的指使下，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立即于3月17日给予反驳，为这封公开信发表短评《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其中非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是站得住脚的，反而强词夺理地说：“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宣言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由别人越俎代庖，均是无济于事。”并蛮横武断地说：“陈独秀自从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以后，随着整个托派的堕落反动而走入完全反革命的道路。”

    继之，《新华日报》老调重弹，又发表短评《再论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更加引起了公愤。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不赞成给陈独秀扣上汉奸帽子。3月18日，张西曼再次致信《新华日报》，谈他为何敢负责为陈独秀辩护：“因为他出狱后，作过数度的访问。由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坚决态度和对我所创中苏文化协会的伟大使命以及中苏两友邦联合肃清东方海盗的热烈期望中，可以证明他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