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出生人口基数的下降，特别是随着18岁到22岁适龄大学生青年数量的减少，某些高校，特别是某些民办学校和独立学院离破产可能不遥远了。”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最近对记者表示，中国某些高校的破产危机并非耸人听闻。（3月24日《中国青年报》）

尤记得数年前，中国社科院一份调查显示：2005年以前，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额达1500亿到2000亿元。有关专家认为：“按照严格的财务核算制度，一些高校其实已经破产。”但教育部官员立时以“高等教育固定资产有5000多个亿”担保、信誓旦旦地否认——“部分高校‘破产说’言过其实，教育不会成为第二个国有企业。”时过境迁，近几年高校信贷危机却证明，部分高校已经命悬一线、挣扎在破产边缘——正因如此，有的高校连银行利息也还不上，进而克扣教职人员薪资、学生奖助学金、减少科研支出等，甚至提前放假、延时开学，就为了省一点取暖费或水电费。

没有人会对大学破产幸灾乐祸，但客观现实又是不容规避的：今年，北京高考报名人数下降了20％，而上海已经连续3年出现报名人数不足的情况。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我国加快了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脚步。数据显示，未来10年中国18岁至22岁的人口将减少约4000万人。相应的，生源减少会加剧高校的竞争和淘汰，没有特色或经营不善的学校必然会陷入困境。市场就这么大，需求是既定的，形式上盲目扩张的高校必然要为徒有其表的“大学之大”惨烈埋单。

当下而言，高校一方面固然要细分市场，真正做大做强，增强其在招生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在高校腐败窝案频发的现实语境下，国家更当建立健全高校破产制度，完善破产清算程序，优化整合高等教育资源，既不能拿地方财政充当冤大头，又不能放任某些高校卖地还款等暗度陈仓的违规行为。毕竟，比大学破产更可怕的是永不破产的大学——因为，如果高校永不破产，则生源与教学质量都成短板的学校不仅拖累财政，而且形成恶劣的示范效应，消解了高校优胜劣汰的正常激励机制，推卸了高校在其生存发展中应尽的法律义务与责任。

2009年11月5日，澳大利亚4所私立大学因合伙人撤资引发学院破产，致2000多名留学生失学，包括近千名中国学生。此事在国内引发舆论热议。事实上，就世界范围而言，大学破产倒闭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不但大学可以破产，自然人、甚至政府也可以宣布破产。对我们来说，眼下要做的不是争论我们的大学究竟会不会长生不老，而是因应现实，赶在真正的破产到来之前，盘活现存教育资源，从制度设计上为学生权益未雨绸缪——毕竟，我们的大学，是勒紧裤带换来的“高贵教育”。(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