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暴露

　到张学良身边后，北京特科交给潘文郁的任务一是争取张学良，二是获取军事情报。

　1934年1月下旬，蒋介石镇压了与他决裂的国民党第19路军后，重又集结兵力对中央苏区展开进攻。国共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开始进入决战时期。进入10月，反“围剿”战斗愈来愈惨烈。蒋介石军队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买武器，并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用于直接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蒋介石亲自坐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直接指挥这次“围剿”。张学良被任命为“剿总”副司令。

　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行动中，潘文郁将“接触”到的“剿总”军事机密，及时传递给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又及时电告中共中央，或者设法通过秘密交通传到苏区。所以，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红军经常不失时机摆脱危险境地，转败为胜，潘文郁的情报起了重大作用。

　但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致使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以至反“围剿”后期完全陷入被动地位。身在敌营的潘义郁每天看到和听到中央红军失利的消息，内心焦急万分，他一方面紧张地关注战事，一方面加紧搜集机密情报。

　此时，北京特科派杨青林专程到武汉秘密会见潘义郁，索要敌人的兵力部署和战役行动等机密情报。战事愈是紧迫，就愈凸显情报的重要性，前几次反“围剿”之所以能“用兵真如神”，起关键作用的是情报。苏区红军屡战失利，此时敌兵已突破苏区外围，开始向中央苏区腹地广昌进犯了，他何尝不想把“剿总”所有的机密文件作为“炮弹”，都提供给红军呢？

　杨青林此次到武汉，是北京特科新的负责人李光伟派去的，这之前，特科创始人吴成方、肖明和周怡等相继被调离了。

　潘文郁看着面前的大量文件，内心做着抉择，这些都是他经手的机要组机密军事情报，对激战中的中央红军无疑都是有价值的，自己一个人在办公室抄写，条件不许可，最好能带回家让妻子廖素丹帮着抄写。可是，这样做的风险很大，一旦被发觉，身份必然暴露，可是，不带回家抄写，就不能尽快交给杨青林带回。

　最终，他决定冒一次险。凭着他在“剿总”的表现，他有把握既把情报搞到手，又不被身边人察觉。趁着夜色，他把机密文件悄悄带回家，和妻子一起昼夜抄写。由于文件太多，黎明来临的时候，还是没能抄写完毕，而杨青林又必须当日往回赶。潘文郁心一横，把抄写完的文件连同没来得及抄写的文件原件一股脑儿交给了杨青林，其中一份原件详细印有“剿总”所属部队番号、兵力、驻地，以及团以上主要军官姓名等情况的文件，那是豫鄂皖“剿总”的核心机密，只发给“剿总”长官及直属的各厅、处、组。潘文郁手里那份是他负责存档保管的。他知道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反“围剿”指挥官可以通过它确切了解敌部的兵力和分布情况，只是文件长，来不及抄写了。

　就是这份机密文件导致了潘文郁的暴露和牺牲。杨青林离开武汉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离开苏区，开始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不仅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也使党的白区工作损失重大。杨青林带着密件回到北平不久，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机关遭到驻北平的宪兵三团毁灭性的破坏，20名特科成员遭逮捕。宪兵三团逮捕特科成员贺善培的时候，在北平西城南千章胡同15号他的家里搜出了大量情报材料，其中就有那份核心机密文件。

　文件先是到了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的手上，又火速报到了南京蒋介石那里。这份文件本该在潘文郁负责保管的机要组的文件柜里，却跑到了北京特科成员的手里，潘文郁很可能是“共谍”。

　蒋介石的震怒可想而知，他急电张学良，同时还把从北平查获的密件作为确凿证据发给张学良，要他把共谍潘东周押解去南京法办。但张学良不愿意被人指责他赏识和重用的人通敌，他正要去南京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于是带上潘文郁去了南京，以表对蒋介石命令的尊重和服从。会议期间，张学良得知潘文郁的嫌疑虽然很大，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中共卧底，案件还在调查中。于是，会后他又把潘文郁带回武汉。

　张学良一方面是太惜才，另一方面是重义气。事发后，他对黎天才说：“我张某从不出卖自己的部下。”南京又来电催促他交送潘文郁的时候，他致电蒋介石，请求从宽处理潘文郁。为了掩人耳目，也为了防止特务暗杀潘文郁，他命人从机要组办公室把正在工作的潘文郁带走，保护性地限制在司令部自己的官邸里，嘱咐手下，食宿给予方便，相对给些人身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