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信马列，再度为党工作

　1931年，白色恐怖持续笼罩着中国大地。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年命运多舛，内部矛盾和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纷争不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取代李立三，潘文郁被从上海调到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当宣传干事，这才有了他落难北平的遭遇。

　这年的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写下自首书后的第三天被处死。随即，中共军委干部胡章原投敌，导致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同和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等16人被捕。罗绮同自首叛变，杨匏安被杀害。

　紧接着，中央北方局（后改称中共顺直省委）军委书记廖化平在天津被捕，也向敌人自首，致使包括北平在内的河北省委所属的许多机关遭到破坏。此时，潘文郁在河北省委负责地下联络工作。7月21日，他奉命到北平西交民巷附近的文宣公寓秘密接头，因不知地下机构已经被廖化平出卖而落入国民党北平特务机关手上。

　初到北平就落入敌手，已经让潘文郁感到意外。然而让他感到更加意外的是，廖化平叛变后投靠了军统，出卖了党组织，并亲自参与了对他的审讯。潘文郁来自于上海的党中央，又颇具知名度，廖化平很清楚他的根底，潘文郁想与敌人斗智斗勇，否认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已经不可能。于是，审讯室里，他坦然承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潘文郁的被捕，引起了黎天才的注意。黎天才原名李渤海，是前共产党人。1927年10月，他在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任上被张作霖的奉系军阀逮捕，酷刑折磨加上灌粪汤，他招供了，更名改姓投靠奉系并取得张学良的信任，担任国民党北平市公安局政训部秘书和北平宪兵司令陈兴亚的秘书长，惜才的张学良拜这个北京大学的文科高才生为师。

　黎天才虽然叛变了中共，帮助敌人劝降被捕的革命同志，但他在张学良身边也做了不少对中共有利的事，比如他利用权力，令警察不强行干预北京民众的游行活动，变相帮助中共发动的群众运动。他久慕“大秘书”潘文郁的大名，于是利用职权保释潘文郁。在黎天才的劝说和特务的威逼下，对前途感到渺茫、又想做学问的潘文郁填写了自首书，然后登报声明脱党得以获释。8月28日，潘文郁被中共开除出党。

　脱党后，潘文郁思想极为苦闷，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初衷不改，内心希望为国家为民族再做一些有益的事，于是他埋头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在鲜明地抵制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冯庸大学任教。

　这期间，赏识潘文郁的戴笠也曾派人邀潘文郁去南京工作，被他婉言谢绝。

　潘文郁的进步行为引起了北京特科的注意，特科调查了潘文郁被捕后的表现，认为他虽被胁迫白首，但拒绝供出党组织，更不跟随特务去指认工作关系，并且继续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陈赓曾对北京特科创始人吴成方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特科与阴险、狡猾的敌人打交道，在不损害党的利益的原则下，什么方式都可以采取，要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人为党工作。

　此时，新成立的北京特科急需人才，潘文郁被党开除的灰色身份更有利于参加特科，吴成方派特科成员周怡去做潘文郁的工作。周怡是中共北平地下通讯站的联络员，后长期工作在周恩来身边。潘文郁明白了周怡的来意后，内心多少有些迟疑。周怡儒雅潇洒，待人温和而真诚，化解了潘文郁心中的疑虑和恐惧。潘文郁表示愿意重新为党工作，只要党还信任他。

　潘文郁见到吴成方后，吴成方认真分析了当时形势，指出：北京特科是在上海中央特科遭受灭顶之灾，特科成员遭逮捕、杀害的情况下组建起来的，环境远比过去恶劣得多，各地共产党人大批被屠杀、关押，你在敌人手里有案底，再回来工作，风险可能比以前还大，要有心理准备。

　对于这个问题，潘文郁已经严肃地思考过了。从苏联回国后，他得知中央特科不少同志被捕被杀，幸免于难的也都远避他处。这个时候逆潮流而动，无疑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执著信仰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热爱，潘文郁在脱党两年多后，又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

　　衔命卧底“剿总”

　重新为党工作，让潘文郁从里到外都变得明朗起来。他在特科指导下逐渐改变书生气，有意识地在待人接物中培养深藏不露的练达和城府，以适应情报工作的环境。

　为了保护潘文郁，北京特科指定在北平特别市公安局工作的特科成员杨青林单线与潘文郁联系，潘文郁搞到的情报都经杨青林转交党组织。

　得知戴笠托人找过潘文郁，特科成员肖明指导他与戴笠拉上了关系。戴笠邀请潘文郁去南京做客，潘文郁欣然前往。不出所料，戴笠想拉潘文郁进入军统工作，潘文郁按照特科叮嘱，对戴笠说，“奉系中的老朋友已经收留了我，不好这么快就弃旧就新。”戴笠见留不住潘文郁，只好约定今后可以合作，互相交换情报。

　黎天才是东北军里非同凡响的人物，他被张学良任命为奉系东北宪兵教练处中校教官等职。潘文郁要搞军事情报，少了黎天才不行，为此，潘文郁与黎天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黎天才尽心竭力帮助张学良，在东北搞起了情报网，得到张学良加倍重视和重用，被调到张学良身边工作，委以北平绥靖公署参事职务。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逐渐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张学良向黎天才询问共产党当前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问题，并向黎天才索取对中共的态度和对策等。黎天才已经脱党多年，无法回答张学良的问题，于是把潘文郁当救兵讨教。

　潘文郁立即把情况汇报给特科，吴成方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指导潘文郁告知黎天才一些党的情况，并且帮助黎天才给张学良提建议当参谋。接触中，黎天才意识到潘文郁背后有中共组织支持，两人心照不宣，彼此各取所需。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黎天才担任了“剿总”政训处的少将副处长，他迎合张学良对共产党革命理论产生的兴趣，顺势把潘文郁作为马列主义学者推荐给张学良。于是，潘文郁化名加入了张学良的东北军。

　张学良很快喜欢上了年轻精干的潘文郁，他的博学和见解也让张学良折服，张学良把化名潘东周的他从北平调到武汉徐家棚“剿总”司令部，潘文郁从此留在张学良身边工作。

　黎天才在“剿总”司令部里设了一个机要组，自己任组长，把信得过的人安插在里面，他安排潘文郁当了机要组的中校秘书，这个岗位几乎可供他无遗漏地获取“剿总”的军事情报。

　张学良对工农红军前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感到不解，特别是他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后，从东北军抽调了八十多个团的兵力，“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却被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打得落花流水，他很困惑，不论是武器还是装备，红25军都远远不如他的东北军，却让他的“围剿”计划一败涂地，他认为有必要对红军何以如此强大作一番研究。同时，他这样做可能也有自己的小九九，能不能联共抗日呢？

　张学良责成黎天才搜集有关红军的资料供他分析研究，以了解红军的内幕。黎天才知道潘文郁能完成，于是把任务交给了他。潘文郁在北京特科的支持下，组成了一个编写班子，把红军一些能公开的资料，诸如武装理论、建军历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共人物、重大事件等排成词条，按着词典的编纂体例，只用了一周时间就编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匪情辞通》，张学良审阅后非常满意，亲自写了序，印刷下发后，他也随身带上一本，不时翻阅。潘文郁顺理成章地被黎天才推荐，成为了张学良的老师。

　张学良学习马列很认真，潘文郁讲解得也很用心，张学良开口闭口称潘文郁“老师”，当着别人的面也是如此。潘文郁赢得了张学良的尊敬和信任，也就获得了为党工作的便利条件，他借机把苏联塔斯通讯社北平分社记者、共产党员刘尊棋引荐给张学良。刘尊棋与潘文郁同在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工作过，作为苏联塔斯通讯社北平分社的记者，刘尊棋如果能顺利采访张学良，将对促进张学良反蒋抗日有利。刘尊棋从北平赶到武汉见到张学良的时候，潘文郁正在给张学良讲课，张学良指着身旁的潘文郁给刘尊棋介绍说：“这是我的老师，他在教我学习《资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