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个月捍卫网络自由的高调夸耀之后，谷歌选择关闭中国内地的中文搜索引擎，退出中国内地市场。对于谷歌的财务报表来说，退出显然不是理智之举，对于习惯了谷歌搜索引擎的用户来说，退出也不是好事。那么，谷歌退出，谁该负责？有必要辨明谷歌从威胁退出到最终退出的真实原因。

从一开始，谷歌就将中国推行过滤和屏蔽部分网站的政策作为主要对抗目标。这不是谷歌的任性之举，而是有深谋远虑的打算。自2006年进入中国内地搜索引擎市场以来，谷歌始终不能达到预期的占有水平。不仅如此，市场份额还持续缩小。由于没有办法缩小与竞争对手的差距，获得超过竞争对手的经营特权就成了谷歌的主要诉求。在谷歌看来，拿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说事尽管会冒一定的风险，但也有明显的收益：第一，有广告效应，成为事件主角可以有效提升流量；第二，可以轻易获得来自华盛顿政治圈子的支持；第三，目前网络自由度边界缺少国际公认的明确定义，可以借此混淆概念。因此，谷歌甚至想发起全球辩论，借用网络意见的力量向中国政府部门施压。在一定程度上，谷歌的算盘打响了。自从谷歌亮出“为网络自由而战”的架势以来，美国府、院都有重量级政客出来说话，网络上关于此事件的讨论也颇为激烈。但是，这一市场行为政治化的复杂战略举动，既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全球辩论增强其对抗力量，更没有获取其希望得到的经营特权。在这种情况下，谷歌退出中国内地市场就成了定局。与其说谷歌的退出缘于网络自由的伸张，不如说是缘于其经营理念、公关机制等一系列企业发展战略的失败。

　企业必须遵守驻在国法律，这是不言自明的。谷歌将自己置于可以挑战驻在国法律的超然地位，并且借助于本国政治势力横加干涉，不是为了追求网络自由或公平竞争，而是追求自己设定的网络自由和有利于自己的不公平竞争。以各种手段追求法律特权，这其实是对市场经营环境的最大破坏。实际上，谷歌的跨国公司沙文主义特性不止是在中国发作，也不是第一次表现。为了追求垄断地位，谷歌在欧洲面临多起违反竞争法的诉讼。

　谷歌退出，既是其战略误判的结果，一定程度上也是市场投票的结果。从中可以带给我们两个启示：其一，拥有全球性的商业权利不代表有权力漠视本土化的法律力量。在谷歌式“网络自由”与中国法律规定的博弈中选择，后者更应该被我们敬重。其二，从谷歌退出事件开始，百度就在忙于计算空出的市场份额有多大，怎样进行占领。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产业一家独大而形不成有效竞争，那么广大用户的利益将会受损，并最终导致整个产业萎缩。因此，在算清市场份额后，市场存留者有义务以更为负责的态度提供更好的产品，以赢得原有用户和谷歌用户更高的忠诚度。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责任，也是百度理应有别于谷歌、最终超越谷歌的核心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