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经济学家厉以宁提议：根治高房价，首先必须改革土地招标制度，土地出让不应再“价高者拿地”，而应是“价低者拿地”。具体来说，企业参与招标时不是比拼土地价，而是比拼建成后的房价或租房价，出价最低者将最终中标。

这是一个让人醍醐灌顶的提议，恰巧与本次两会上“二次房改”的倡议形成 呼应。据报道，在上百位代表委员的推动下，由代表宗庆后和迟夙生分别领衔30余位代表提出的“深化二次房改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的议案，已经列入正式议案。

根据倡导者的解释，“一次房改”改掉的是实物分配的住房制度，但导致了房价飞涨、“过度市场化”；而“二次房改”的核心是确立“住房是准公共产品”理念，逐步实现“商品房、公共住房、保障性住房”的“三三制”住房格局。

简言之，“二次房改”的核心就是要增加住房的公共福利色彩、削弱其产业逐利成分。首先，从教育和医疗领域正在悄然进行的“二次改革”可以看出，在今日中国，政府回归公共服务，已成共识。1月底，曾任建设部部长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谈及房地产业时提出一个“二分法”：“住房有两个属性，不能只讲市场属性，不讲民生属性。”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其次，当前国内房地产业发展的偏颇，已到非改不可地步——与发达国家相比，“房价收入比”呈全国性畸高，商品房比重过大，保障性住房明显不足；居者难有其屋的现状，与国民的传统文化心理形成悖忤，对社会稳定和谐形成隐性伤害力。

那么，“二次房改”最大的现实障碍何在？答案不言自明——只要房地产业仍是一个地方政府深涉其间的特殊产业、保持既有利益格局，要想进行根本性改革，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当然，也有特例。近日媒体报道，江苏淮安市推出“共有产权”住房模式，对经济困难群众，政府出资50%或30%与其“凑份子”低价买房，并按出资比例拥有对应的产权；住户5至8年内可以“赎买”全部产权。这种做法，虽非首创，实际效果也有待观察，但启示意义却不小。这表明，在一些地方，政府在“住房”问题（而非产业）上，已经开始归位。

这种“归位”，反证了之前的“越位”——土地招拍挂，往往一“拍”了之，房产开发从源头（土地交易）起，就是一桩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意，地方政府成为土地交易的最大获益者，在商言商，难免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地价、房价的间接推手。从这个意义上说，厉以宁“价低者拿地”的思路，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以一种大胆的构想，凸显了政府在公民住房问题上的责任，棒喝了土地财政的盈利冲动和增值本能。

当然，我们也深知难度不容小觑。所谓“二次房改”，就目前而言还只是一个仅限于非官方热议的公共议题，相关部门未有实质性的行动。但我们希望，通过时间的发酵，它将来能进入决策程序，改写不合理的“既成事实”。

要实现这一目标，小处说，必须割断各地的土地财政产业链；大处说，则必须推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的转型，从“物化GDP”向“民生GDP”过渡；同时，对于各地弱化土地财政而损失的收益，当以某种形式予以适度补偿，以减少推行的阻力。（徐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