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凌晨2时，我刚躺下床，突然电话铃声响，我立即拿起话筒。电话里传来一位女同志的声音：“我讲话的声音清不清晰？”我回答：“很清晰。”之后对方什么也没说了。我心里明白这是话务员在试机，同时也深知这个时候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着沙头角。因为长时期处在紧张状态，我感到十分疲劳，但又无法入睡，我躺下来强迫自己睡觉，哪怕是合一下眼也好，以防疲劳过度造成精神恍惚出差错，可不管怎样就是无法入眠。于是，干脆下床起来把行军水壶灌满茶水，军用挎包里装上一些压缩饼干。此时，司务长走进来送来两只熟鸡。我这时候根本就没有食欲，就对司务长说：“你去把鸡切开7、8块，整只鸡太难吃了。”司务长下楼去不久就加工好了，还送来几十个馒头。自从进入沙头角以来，我们已经没有一日三餐的概念了，反正感觉饿了就吃，不分白天黑夜。最难受的就是睡眠不足，实际上是睡不着觉，经常觉得口干舌燥，只是一味地想喝水。

 这时候的沙头角，各路人马汇集。除了部队各级的军事指挥员外，还有地区、县、公社的一些地方干部（他们负责后勤供应工作），同时还有人民日报等报社的记者。一切迹象表明，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7月8日早晨，我方群众又集会游行。游行示威的队伍从中心球场出发，经中英街到海旁路，之后转到海边，然后再回到中英街。大家摇旗呐喊直到中午。在群众游行示威期间，有几个民兵经过悄悄商议，决定从英界中英街后面大菜园角（地名）插到距联乡会大楼400至500米处的稻田里观察动静。不料很快被联乡会里面的英警防暴队发现，敌人见有荷枪实弹的民兵，立即用机枪扫射。民兵就是民兵，他们不懂得利用地形地物前进或后退，只好死死地卧在稻田里不敢动弹。幸好稻田里有稻草作隐蔽，不然的话就会有去无回。敌军机枪的枪声大作时，我们指挥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来我方没有弹着点，二来又不见敌人运动。用望远镜一看，联乡会大楼里人头攒动，我们知道那里是出事地点，但又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于是，我命令距离联乡会大楼比较近的十多挺机枪分别各就各位、一挺机枪瞄准一个窗户，严密监视敌人的动静。不一会，民兵连长罗九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有几十个民兵越过边界，躲藏在稻田里现在撤不回来。罗九问，怎么办？团长李经阁听了很生气，问是谁叫他们过界去的？民兵连长罗九结巴了。遇到这种事情，真是棘手难办。进军肯定不行，100多人的民兵出击也不行。我当时提议：“最好的办法就是叫民兵们潜伏不动，待天黑后再偷偷地潜回来！”团长同意我的办法，就问：“谁去通知？”我听这么一说，又哑口无言了。是啊，到达民兵的潜伏地点要经过一片开阔地，它在敌人的射程之内。派谁去通知都不合适，都有危险。指挥部里的每个人都为此事伤透了脑筋。

 对方打了一阵子枪后，见民兵没有动静，也就不再打枪了。几十个民兵在稻田里泡了几个小时，心里非常着急。到了下午4点，对方可能认为天黑后事情不好办，一来担心民兵会借助夜色偷袭；二来他们又想捉俘虏做证人，抓住我方入侵的把柄。于是，从联乡会大楼里出来了几十人，分两路包抄民兵。与此同时，大楼窗户前站满了英军在观看。从大楼出来的英军向稻田里猛烈开火。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指挥部接到开火的命令。于是，我向作战部队正式下达“开火”命令。说时迟，那时快，几十挺机枪同时射击，子弹投向大楼的所有窗户和正在向民兵隐蔽地点进发的两路敌人，由于事先研究定下了战斗方案――每挺机枪对准一个窗口射击，命中率相当高。我方的机枪足足打了15分钟，把对方打得鸦雀无声。对方的公路上遗留下10多具尸体。稻田里的民兵也撤回来了，没有任何损伤，只是有一个民兵摔得像泥猴似的，连枪杆里也塞满了泥巴。当天晚上，我们获悉，共打死防暴警察和英军42人，绝大部分是胸部中弹。估计联乡会大楼窗户前的敌人一个不剩。后来，香港同胞逢人就说：“解放军真是神枪手，个个都是打中胸部。”

 第二天一大早，英方下半旗致哀。军警仪仗队站在中英街口的炮楼下，面向我方，打鼓吹喇叭和奏风笛，表示哀悼。英国伦敦的报纸发表文章：《中国老虎真地吃人》，港澳同胞为此扬眉吐气。

 其实，在我方的机枪响后，深圳梧桐山我军观察哨来电报告：“英界沙头角几个村庄的炮兵阵地上大炮纷纷将炮口对准我方。”在我身边的通讯员和司机两人得知这个情况后，惊恐地问：“叶参谋，仗打起来后我们往哪退？”我对他们说：“不能退，也没有路可退。我们全在敌人的炮火和机枪的射程之内，唯一的退路就是去见马克思。”他们听了我的话都低下头，深沉地咽了几下口水。我知道他们害怕，就安慰说：“你们放心，仗不会打起来的。英国人真要发动战争，就不会在这个弹丸之地开战。只要敌人的大炮一响，深圳正面就没有边界了。我军只需用一个军的兵力就能彻底地占领香港，到那时，你们说英军往哪里退？”他们听了这番话后，高兴地笑了。

 当天晚上，野战军机关领导不断来电话询问：“要不要什么支援？如果需要支援可随时来电。”我们说暂时不需支援，如果情况恶化，会马上请求支援。这时，地方政府机关和群众送来了大量饼干和罐头，这在当时对我们军人来说，算得上是奢侈品了，因为当时的市场上是买饼干凭粮票、买罐头凭领导的批条。

 7月8号以后，双方都不愿将事态扩大，再也没有打枪了。英警也不敢上中英街巡逻。我们只是警惕地注视着敌人的动静。直到8月9日，临时指挥部撤消，我才离开沙头角回到团部与家人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