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人知的冲突：1967年解放军击毙42名英军

 英国伦敦的报纸发表文章：《中国老虎真地吃人》，港澳同胞为此扬眉吐气。

 1967年初，香港九龙一家塑料制品厂部分人（绝大多数与台湾国民党有联系和站在国民党反共立场）举行反共大暴乱，他们攻击的对象是有爱国主义思想和亲近大陆的工人。自英国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后，历史上“左派”工人从来都是受港英当局的排挤、压制。因此，左派与右派工人的力量对比，前者显得势单力薄。在暴乱的初期，左派工人受到严重的攻击，当时港英当局采取袖手旁观、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放任自流让双方打架斗殴。为此，我国政府向港英当局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港英政府制止右派工人对左派工人的迫害。与此同时，左派工人也迅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双方除了使用器械打架斗殴外，还使用土制炸弹进行四处爆破活动。斗争的双方互不相让、对立摩擦愈演愈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港英当局对我国政府的严正抗议置若罔闻，对左派工人一方进行镇压，不但出动警察和防暴队（装备精良的警察），而且出动了英军。名曰维持治安，实则偏重于镇压左派工人。首先挑起事端的右派分子一方，由于得到了港英当局的偏袒而受到保护，气焰更为嚣张！随着事态的发展，港英当局的武装力量竟然代替了右派分子的角色，从事镇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右派分子逐渐退出了打斗，并在一旁看着港英当局镇压左派工人的热闹。左派工人面对严峻的形势，树起了“反英抗暴”的旗帜，不屈不挠地与港英武装警察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反抗镇压。

 1967年，正好是内地“文革”的第二年。对全国人民发号施令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统一全国人民思想和传达信息的权威报刊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当时统称“两报一刊”)。当时的情况是，正在港英当局镇压左派工人的时候，“两报一刊”不断发表消息和评论，在舆论导向的影响下，全国人民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声讨港英当局的暴行。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还放火烧毁了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当时尚未升格为大使馆）。惠州地区的宝安县县城深圳镇的民众亦频繁地集会和示威游行。在游行队伍行进到了罗湖、文锦渡等边界地区的时候，大家高呼口号，群情激昂。游 行示威的深圳民众对边界上敌方炮楼的英警英军怒目而视，游 行队伍久久不愿离开。

 中英关系进入了极度紧张状态。此后，我方深圳属下的罗湖、罗芳、莲塘……等地的农民在通过境界线耕作时，常常被英警无故刁难或打骂。农民群众为此怒发冲冠，在英警无理打骂下亦不示弱。于是，生产队挑选青壮年社员过界耕作，在遭到英警野蛮逞威时，就用锄头扁担作武器揍对方。有一天，在文锦渡从事过境搬运工作的工人（头戴红帽子作标志，无需通行证件，双方守关人员都不用检查就可让他们自由进出，人们叫这些搬运工为“红帽子”）还将两个巡视边境的英籍警官捉了过来。在这种双方互相敌视的气氛日益增加的情况下，香港英警防暴队和英军大量集结在边境线地区，从元朗落马洲至沙头角一带都驻扎了大量英军。我驻军7085部队（广东省军区守备部队的一个团）也做了相应的作战准备工作。当时我任7085部队团部作战参谋，亲身经历了整个事态的发展变化。上级指示要抽调一部分“三支两军”（支援左派、支援工业、支援农业，军事管制简称军管，军事训练简称军训）的军官归队，我就是被抽调归队的人之一。

 我回到团部后，立即部署各营、连集结前沿。由于我所在的边防部队――7085守备团长期驻守在边境第一线，边境地区的作战地形环境较为熟悉。同时，部队官兵也对英军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怒。全团都作好了随时随地作战准备。除增加岗哨和巡逻以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战斗打响后，团部军官的家属小孩撤出深圳，到广东省北部的连平、和平等山区隐蔽。

 6月26日，时值盛夏，天气格外的热。酷热难耐，我在作战处忙了一天，感到精疲力竭。傍晚6点半左右，我正端起饭碗吃饭，突然一辆吉普车急停在家门口。通讯员陈德才进屋二话没说就拉着我的手，要我立即上车，说去沙头角有紧急任务。听说沙头角有战斗任务，我即刻意识到问题严重，饭也顾不上吃，急忙收拾了几件衣服塞进军用挎包，背起军用水壶和手枪上了吉普车。在开往沙头角的路上，团参谋长石长福歉意地对我说：“老叶，叫你连饭都吃不成，实在对不起，咱们到了6连（沙头角驻军）后，我让炊事班给你做饺子吃。情况汇报说沙头角镇有一民兵被英军开枪打死，我方群众无比激愤，看来要出大事。团部领导班子刚才研究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你是我特意点的将，因为你是老作战参谋，对沙头角的情况又较熟悉，担当此重任非你莫属。”我听完参谋长的话后，对他开玩笑说：“有什么样的‘好事’，你总是忘不了我。”他用拳头捶了我一下：“谁让你是我的老战友呢！”晚上8时，我们的车子到达沙头角。

 临时指挥部由6个人组成：参谋长石长福和我、两个警卫员、两个通迅员。下车后，立即选房子、接通电话、布置作战地图和建立指挥系统。一切就绪之后立即向上级报告：临时指挥部的人员和指挥系统已经就位。接着连夜召集驻军干部开会讨论，了解敌军新动态和基本情况。之后我们布置了任务。刚刚散会，电话铃就响了，我拿起话筒一听，原来是中央军委打来的。我当时真有点紧张，因为自从1949年入伍以来，打过交道的最高机关就是军区。作为多年的作战、侦察参谋，我深知上级领导对下级机关发问时，从来不准下级军官说些模棱两可的话。如什么也许、可能、或者、不太清楚等用语，而且数字也必须绝对准确无误，不能用××多个或××左右等回答。由于我们刚刚开始工作，人员刚到不久，生怕军委首长提出什么难以回答的问题。话筒里只听见军委首长问了我的姓名、职务后，接着问：“你们现在有几部电话？”我回答：“3部。”对方说：“那好，你把它们编上号，l号直通中央军委，2号通团部和军区，3号是你们指挥部与所属战斗部队通话用的。3部电话全都不用摇机，拿起话筒就能直接对话。”军委首长接着又说：“把你们的作战方案简要地说一下！”我当时心慌意乱。因为指挥部根本就没时间研究作战方案，但又不敢实说。

 我只好用眼睛瞟了一下参谋长，没料到这时候的石长福额头上冒出了冷汗，他接过话筒嘴唇动了一下连话也说不清楚。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我急中生智抢过话筒说：“我们的作战方案主要有3点：①目前敌人还没有动作，双方正在对峙着，我方正在严密监视，及时掌握敌情动态并采取相应措施。同时，不主动挑起事端，不打第一枪，部队多带些机关枪在阵地前沿隐蔽好，防止敌人突然袭击；②若敌人首先发起进攻，我军不要急于堵回去，要放进来打，诱敌深入后，则命令部队从北面的伯公坳向西南方向直插敌境内的沙头角与联和圩交界处的石冲坳，切断敌人退路和阻击敌增援部队，要多捉俘虏；③我方群众越界惹事引起敌人开枪射击，并有向我发起进攻的迹象，对此我们有两个办法，一是我军换上便衣越界出击，二是将部队的武器发放给民兵，让民兵越界战斗。”听完了我的这番话后，军委首长说：“很好！你们团指挥部想得很周到。但是，部队绝对不能换上便衣化装越界出击。”

 通话完毕，站在一旁的参谋长听了我的这番话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他高兴地将我抱起来。把我放下后，他指着我的鼻子说：“我还不知道你小子有这两下子，快把你刚才说的写在作战日志上。”当我认真地写完后，炊事班长端来了一大盆饺子，我刚吃了两个，1号电话铃响起。对方说：“军委同意你们的作战方案，但要定具体实施办法。外交部罗贵波副部长也同意你们的方案，他要求你们注意掌握分寸，掌握民兵的情绪，不要随便越境闹事，授人以柄。”然后我记录好电话内容。这时参谋长对我说：“我在这里守电话，你抓紧时间吃晚饭。”不料我刚端起碗，3号电话又响了，是梧桐山观察哨报告英军炮兵调动情况，我只好放下饭碗将情况做了详细记录，在作战地图上做好标记。然后，立即向上级汇报。为此，又忙碌了一个小时。这时已经是深夜12点了。也许是饿的时间过长加上没有歇息――哪怕是短暂的歇息都没有，我这时候连饺子也不想吃了，只想喝水。参谋长见此情景，细声地对我说：“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尽量吃点东西，看情况这种局面短期内不会结束，别把身体搞垮了！”他又吩咐炊事班长把凉饺子煎了再端上来，我只好胡乱吃了几个，便和他一道研究作战方案的细则并及时向上级汇报。上级经过仔细研究后批准了我们的方案。于是我们连夜召集营、连、排干部开会部署作战方案细则。部署完毕后天已经亮了。极度紧张的第一天就这样度过了。这时我刚想躺下合一下眼，又有连队干部进来报告：“沙头角镇内有几十个青年人在追赶中英街的英警，把他们撵回炮楼后，还向对方扔石头和玻璃瓶……。”听完报告后，我急忙与连队的干部前往现场。在现场，我耐心地规劝民兵们：“不要主动挑起事端，令自己有理变成无理，对方的暴行和挑衅行为，我们部队会处理的。”民兵们听了我的话之后便很快散去。其实，“文革”期间，军人说话特别管用。可是，我们离开之后，一些民兵和群众还是照样向对方扔石头和玻璃瓶，不分白天黑夜地扔。所幸没有造成伤亡。他们采取分散流动的打击方法，使对方的炮楼底下、街道和公路变成了垃圾堆，对方没有人敢出来清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