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办”值班

　　到“林办”工作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张云生渐渐摸到了一点“规律”：林彪这个人，整天沉默寡言，叫你摸不着头脑；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并不重视，因此对一些琐事也不计较。叶群这个女人比较难侍候。你有事不报她，她责怪你“封锁”、“误事”；如果告诉她，只要她心不顺，就会以各种借口叫你难堪。

　　一天下午，总政治部肖华主任来电话找叶群。张云生说叶群正在休息，希望他过一会儿再来电话。肖主任说事情紧急，拖了会误事。张云生便通过内勤叫醒叶群，接通了肖华主任的电话。事后叶群把张云生训斥了一顿：“张秘书，你是叫我们活，还是不叫我们活呢？”叶群继续说：“肖华来个电话，你就把我叫醒，我一天忙得要死，连午休一会儿都犯法吗？”

　　“肖华说他有急事，我才让内勤叫主任的。”张云生解释说。

　　“有个屁急事！”叶群挖苦说，“我知道，你们当秘书的也难。人家是堂堂的总政治部主任，你们怎么敢得罪呢？我不过是个小小的林办主任，算不了什么。”“我们今后一定注意。”张云生也学乖了。

　　从此叶群规定：今后在林彪和她休息时，除了毛主席和江青外，不管什么人来电话，不管对方说多么急，都必须等他们起床后再报告。

　　很快问题就来了。1966年11月的一个深夜（此时林彪已从大会堂搬回住地毛家湾），张云生正在值班，接到南京军区张才千副司令员的紧急电话，说有急事要请示林彪和叶群。张云生说：“首长和主任正在休息。您有什么事，可以对值班秘书说，我作好记录，等首长和主任起床后立即报告。”“那就等不急了。算了！”对方不高兴地放下了电话。

　　过了几分钟，张副司令又来电话：“张秘书，我把情况对你讲讲，你看不找林副主席能行吗？”原来，是驻浙江某部的一个连队，全副武装，不经请示，胁迫一名部队首长带他们到南京军区来，非要抓走军区的一名科长不可。张副司令气愤地说：“我们是部队，这样干怎么行呢？都这样不就乱了吗？你说这事急不急？”

　　张云生说：“确实急。请您先放下电话，稍等一会儿，好吗？”对方放下电话后，张云生仍然感到左右为难：叫醒林彪和叶群吧，叶群早有规定，分明是往枪口上撞！压到明天再说吧，南京急得火烧眉毛，张副司令正在电话旁等回音……张云生急中生智：找总理！于是，他马上拿起电话问总机：“请你问问总理休息了没有？”“总理还在工作。”总机告诉张云生。“那好，请接总理！”张云生兴奋地说。

　　“我是周恩来，你是哪里？”电话里传来周总理熟悉而亲切的声音。

　　“我是林彪同志的秘书张云生。”

　　“噢，张秘书，有什么事吗？”

　　张云生把张才千副司令刚才的电话内容重复了一遍，同时也把林彪已经休息的事告诉了总理。总理果断地表态：“好，这件事由我来处理。”

　　“谢谢总理！”张云生放下电话，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张云生电话询问南京方面，张副司令高兴地说：“总理来过电话，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放下电话，张云生心里想，还是我们的总理好啊！

　　第二天，张云生把此事的处理经过报告了叶群，叶群说：“你没有叫醒我，这就对了。”张云生又报告了林彪，林彪只是冷冷一笑，一声不吭。

　　1970年，是林彪反党集团加紧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并遭到惨重失败的一年。这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到会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会后，林彪即于4月11日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假意建议毛泽东再任国家主席。次日，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林彪集团并不甘心失败，又于同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突然袭击，利用“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两个问题挑起事端，制造混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驳了陈伯达等人的谣言和诡辩，亲自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叶群也被迫作了检查，使林彪反党集团又一次遭到沉重的打击。已在林彪叶群身边工作了四年的张云生，对这个显赫家庭有了深入的认识，再加上不堪忍受叶群的骚扰，张云生主动向叶群提出调离林彪办公室的请求。叶群经与林彪商量后，同意他离开毛家湾。叶群最后对他说：“我们好离好散。”

　　1970年11月17日，张云生离开毛家湾，回到沈阳军区工作。与其说他是“正常调动”，倒不如说他是用“金蝉脱壳”之计，逃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林彪办公室。

　　一年后，毛家湾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3事件”，张云生庆幸自己“先走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