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纸只字不能往家带

　在这28年间，许鹿希与邓稼先也曾见过面，但都因邓稼先的工作 保密性质太强了，而且当时纪律也非常严格，甚至许鹿希在医科大学的同事都不能到她家里，免得出事。所以，即使见面工作情况一点都不能聊，他们的规矩是片纸只字不能往家带，更不能带出去。至于邓稼先什么时候回来许鹿希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走，一个电话汽车就在楼下等，警卫员一上来马上就走了。

　许鹿希说:“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以后，我们就知道了邓稼先是干什么的，但是也不敢说。邓稼先嘱咐我‘不要向别人说你丈夫是干什么的，领导要问的话，你就说做保密工作’。”

　1961 年初夏的一个傍晚，屋里闷热得很，许鹿希领着两个孩子出去散步。刚走出楼门，她就注意到，有几个原来经常打招呼的人，这时却在一边看着她们娘儿仨窃窃私语。其实，许鹿希已经发现，这段时间每当她领着孩子出来时，就有人在指着她们说些什么。和往常一样，许鹿希看了那几个人一眼，拉着孩子正要走过去，却听有人叫“许老师”，许鹿希停住脚步回过身，一位近40岁的女人正笑着朝她走来。许鹿希觉得走过来的这人眼熟就是想不起她是谁。

　“许老师，孩子的爸爸好久没有看到了？”

　许鹿希对眼前这个人的提问先是一愣，但很快就回答:“出差了。”

　“出差了？怎么那么久啊，不会是？”

　“不会是什么？”许鹿希笑着反问。

　“没事的，没事的。”说着，问话人快速地走了。许鹿希看着问话人远去的背影下意识地把两个孩子的手拉得紧紧的。

　这个时候，一直听话、从不打听邓稼先下落的两个孩子却摇晃着她的手问:“妈妈，我爸爸呢？”听着孩子的问话，许鹿希内心涌上一种难言的苦衷。邓稼先隐姓埋名在大西北研制原子弹，这边不明真相的人还在猜忌他。一些熟悉她的朋友也感到很奇怪，因为他们很久都是看到许鹿希一个人忙忙碌碌地和孩子在一起。原来人们看到的亲密快乐的四口之家，如今缺了一位男主人。那时她33岁。许鹿希说:“其实，遇到这样的事儿心情是不好受，但是想想，日子也还能平稳地过下去。”

　许鹿希的许多朋友和单位的领导知道她丈夫是干什么的，还是在报纸上看到的 。

　28年后，邓稼先走了，走得太急。对许鹿希来说，有许多谜没有解开。邓稼先去世后的23年中，许鹿希投入了大量的精力，采访了100多人，写出了《邓稼先传》。

　她伤感地对我说:“我为什么用那么多时间、那么多精力来写他的传记，因为我一定要弄清楚，28年他都做了哪些事？由于劳累和辐射，他那么早就离开人世，我要把他该留下而没有留下的东西写出来。我们从结婚那一天就彼此托付。我对他理解，对他支持，可是我要知道他干的是什么事情。他生前没有跟我说他具体做什么，他不在了，我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爱情的最高境界是互相理解、互相支持，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这一辈人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在困难的时候，有种力量，什么坎儿都能过去！”

　许鹿希说的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其实做起来比较难，因为在她的一生中，理解和支持更多是单方面的。

　为了更多地了解邓稼先在28年间的工作和生活，许鹿希在老迈之年踏上了艰难的采访之路。春夏秋冬，不曾停止。从她的采访中我们回首那已经久远的往事，再听那难忘的故事。

　钱三强披露为什么选择了邓稼先

　虽然是建国初期，但是那时候的中科院也是人才济济。有一个问题始终在许鹿希的脑海中萦绕，为什么选调邓稼先去研制原子弹？

　邓稼先去世后的1988年9月20日，许鹿希与钱三强通电话时，曾问及当时为何选邓稼先去研制原子弹。钱三强说，当时有如下几点考虑:“此人要专业对口，核物理专业，有相当的专业水平和科研能力，但名气又不能太大，以便和苏联专家相处；曾出国留学，了解海外情况，会与洋人打交道，懂英文，也要懂俄文；政治条件好，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他来原子能所之后，曾担任中科院数理化学部的副学术秘书。”中科院党委书记张劲夫推荐他时说，人非常好，品质很好，很少说话，每天上班背个布包放书，步行上班。就这样，有关领导最终选定了“娃娃博士”邓稼先。“娃娃博士”源自吴有训、钱三强等老一辈科学家对他的称呼。 1950年，年仅26岁的邓稼先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我在采访许鹿希的时间里，曾经多次听到许鹿希对钱三强先生的赞誉。

　我想，这的确是位不平凡的女性。因为钱三强先生的推荐，就让这个刚刚30岁的女性从此与自己的丈夫分别那么久，这其中的难处，只有她自己知道。

　我问许鹿希:提到钱三强先生，您的感情是否非常复杂？

　许鹿希说:“非常感谢他，感谢他选择了邓稼先。只有这样，邓稼先才能实现他的报国之志。”

　钱三强领导的研究所“满门忠烈”。

　钱三强原名钱秉穹。小时候，钱秉穹家住北京琉璃厂，在父亲钱玄同任教的孔德学校就读。钱玄同是“五四”反帝、爱国新文化运动的一员猛将。由蔡元培创办的孔德学校当时在北京很有名气，最早实行10年一贯制教育。在学校学习期间钱秉穹体格健壮，被送外号“三强”。后来“三强”这个名字被他的父亲钱玄同知道了，他突发奇想:既然我们提倡新文化，反对复古，主张中国文字朝着大众化、平民化的方向发展，为何在为孩子起名的问题上看重形式？于是，钱玄同当即决定，给钱秉穹改名为“钱三强”，取意“德、智、体都进步”。

　钱三强17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被北大理学院录取为预科生。两年后，他考取了清华物理系。看到自己儿子的成长，高兴之余，钱玄同专门为儿子题写了“从牛到爱”四个大字。他解释说，一来希望钱三强能发扬属牛的那股子“牛劲”，二来希望他能在学习上不断进步，向牛顿、爱因斯坦学习。这幅字钱三强走哪儿带哪儿，相伴了他整整60年。

　在现代中国科学发展史上钱三强的名字是非常响亮的。他以执着求索的一生，成为中华民族的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并以自己的智慧为党中央确定“两弹一星”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他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人称他领导的研究所“满门忠烈”。

　钱三强先生是第二代居里即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学生，又与妻子何泽慧一同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1940 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约里奥·居里夫妇当助手。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铀核裂变的新方式”。也就是这一年，法国科学院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1948年夏天，35岁的钱三强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他回国不久，南京方面就派人来找他，要他赶紧离开北平，准备一起撤退。钱三强以母亲需要照顾为由没有答应。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找到他，希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1949年4月召开的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美元，请他帮助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钱三强激动得热泪盈眶。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先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钱三强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 年，中央决定发展我国核力量后，钱三强又成为规划的制订人。作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钱三强50年代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以及一批重要仪器设备，使我国的堆物理、堆工程技术、钎化学放射生物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热核聚变等科研工作，都先后开展起来。

　在苏联政府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后，钱三强一方面迅速选调一批优秀核科技专家去二机部，直接负责原子弹研制中各个环节的攻坚任务；一方面会同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人组织联合攻关，使许多关键技术得到及时解决。1958年，钱三强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邓稼先就是他推荐到研制核武器队伍中的杰出代表。

　在钱三强先生的推荐下，邓稼先被调往二机部九所，担任理论部主任。当时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曾说，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在核武器研究所(九所，后来的九院)，研究所的龙头又在理论设计部。那么，邓稼先便是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

　就任九所理论部主任后，邓稼先带领着他挑选来的一批大学生，白手起家，硬是在没有路的地方修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我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究基地在北京郊外平地而起。

　不久，核武器研究所迁到了荒僻的青海省北藏族自治州和新疆的大戈壁。再后来，壮大的核武器研究院又迁往四川一个更为隐秘的地方。其间，一些人中途退却了，因为“没有科研成果，家庭不能团聚，不许与亲友通信，也没有生活乐趣”。 许鹿希跟我谈到这里时，我们彼此都很沉默。

　那个时候，邓稼先他们办公的地方虽然简陋，但毕竟有了自己的窝。紧接着，就开始准备相关的俄文资料和容纳原子弹教学模型的大厅。后因苏联毁约，教学模型没有运来，这个大厅后来成了车库。苏联专家撤走后，曾留下一个核爆炸时的参数。邓稼先和周光召他们一道，通过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一道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评价说，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周总理说:你把我们的血压给哆嗦上去了

　28年间邓稼先回来过几次，主要是跟周恩来总理等领导汇报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的研制情况。他那几次回来许鹿希虽然没有更多地和他在一起，但还是见了面的。许鹿希说:“那几次见面也叫人难忘。他去向总理汇报，我就在家等他。”

　说起周恩来总理，许鹿希说邓稼先曾经给她讲过这样一件事，那是在一次核试验前，邓稼先去向周总理汇报。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有点儿紧张，说起话来有点儿哆嗦。周总理笑了，他说:“稼先同志，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有高血压，你这么一哆嗦就把我们的血压给哆嗦上去了。”听了这话，邓稼先马上就放松下来，整个会议室的气氛也轻松了。

　因为总理都是晚上听汇报、办公，邓稼先晚上9点钟从家里开车到中南海西花厅，汇报到晚上12点的时候，总理那儿有夜宵，一般都是吃两个水煮的荷包蛋，还有四个小包子，然后再继续汇报。邓稼先他们汇报得很详细，要把整个的设计过程和中间会出现什么问题以及制造过程中间有什么问题，哪些地方要突出，都要向总理汇报。周恩来总理听得非常仔细，因为总理办公的桌子不够大，他们讨论时就把设计图纸铺在地上，总理蹲着仔细研究图纸，邓稼先他们也蹲着，差不多天亮以前，三四点钟的时候才回来。

　--您还记得28年间邓稼先这样向总理汇报的情况有几次吗？

　共有五六次吧。中国的科学家，特别是主攻“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很多人都有与周总理在一起的难忘故事。他们对周总理的那份特殊的情感难以尽述。他们之所以千百次地从心里呼喊“周总理”，不仅仅因为周总理珍爱科学家超过珍爱他自己，更重要的是因为周总理呕心沥血致力于“两弹一星”的事业，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对实现国家的富强产生了无法估量的重大影响。

　美苏要联手炸掉中国的核基地

　我在翻看许鹿希和邓稼先的资料时，看到张爱萍将军1988年4月8日给许鹿希的亲笔信，探讨的是有关核武器的事，我感到奇怪，就好奇地向许鹿希询问:张将军为什么跟您探讨核武器的事？

　许鹿希听我问这个问题，解释说:“我向他询问在60年代中国知不知道美苏要联手炸我们的核武器基地？”

　--在1988年的时候，张爱萍将军给您写了一封信是吗？

　“对，对。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信上最主要的就是要核实一个事情:在1964年10月16号报出第一颗原子弹成功了，就是在这之前一个月的时候，在1964年9 月，美国的卫星在我们新疆的罗布泊上空老转悠，一天到晚地转。邓稼先有病住院时我曾经问过他，问他是不是有卫星在基地转悠，他说是有。他们在那儿都看得见的。

　“后来我从美国解密的文件上才知道，就是在1964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已经探测出来中国马上就要爆炸原子弹了，那时候美国的总统是约翰逊。约翰逊总统派人去找苏联驻美国的多波雷宁大使，跟多波雷宁说，你去联系，我们美国和苏联两家联手做外科手术，把中国整个的新疆核武器基地给炸掉。结果当时赫鲁晓夫说了一句‘没有我们苏联的帮助，中国人干不出原子弹来，你们放心’。就这样，他没炸，我们就成功了。我就给张爱萍将军写了一封信，我问张将军，我们中国知不知道美苏要联手轰炸？”

　--您当时咨询他这个事，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呢？

　“咨询这个事的时候，是因为好奇，觉得这个工作一定很有吸引力，要不怎么让那么多的外国人注意呢？另外还想收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到底人家卫星在我们天上能看见什么东西，有人说，在那上面看得可清楚了，能分辨到巴掌大，就是说底下是一个烫头发的女人还是一个梳分头的男人，都看得很清楚。当然，现在的卫星分辨率就更厉害了。”

　--您就是为这个问张爱萍将军？

　“对，我把那个解密的英文材料翻成中文，寄给了张爱萍将军。我说人家解密的材料是这样的情况，说明在1964年9月的时候，美苏要联手用导弹炸掉我们新疆罗布泊等处的核武器基地，我们中国当时知不知道这事。知道的话是怎样对付的？张爱萍将军就回我那封信，而且同意我在《邓稼先传》里把我们的通信刊印出来。这有个好处就是如果我光是用铅字印下来的话，人家可能会不相信，我有张爱萍将军亲笔回信的手迹，信上说明，中国当时知道，周总理当时也知道，而且有两个对付的方案。一个是拆掉，一个是赶快弄出来，即使要炸的话，我们已经有了。你可以看这个信上写得很清楚。”

　--您跟张将军来核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包括在您采访那100个人里？

　“对，我给张将军写信，也到张将军家里去过。他就住在地安门靠近什刹海的边上，现在他们家还住在那儿。”

　张将军1988年4月8日给许鹿希的信:

　鹿希同志:

　来函所询之事，简告如下:记得是1962年-1963年间，曾获悉肯尼迪以可能的手段破坏我兰州核燃料扩散工厂，当时中央研究对策时，有两种意见:从兰州拆迁到西南山岳地带，另一意见(是直接主管者们)是加速兰州厂建设(当时快建成了)，争取尽快生产铀燃料，同时在西南择地另建一扩散厂，力争美未破坏前能拿到手铀235，到那时即使炸毁了，我已得到足够的核燃料。同时，如敌先在我生产燃料前炸毁，我还有新建厂可再生产，只不过延缓我试验时间而已。中央采取了后一意见。以后肯被刺，就未得到美采取直接破坏的消息。至于美是否与苏合谋过，我不得而知。其次，在兰州和221尽可能加强防空力量。同时，试验场区则采取大分散基区布置，而核装置要到临试验前而不过早运至试验场区，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主要核装置)。

　在1964年八、九月间，夜间常在空中看到卫星经过试验场区上空进行空间侦察。这些情况，总理常是直接电话告我注意尽可能隐蔽，我也常接电话报总理，直到试验的现场一切情况，都是如此。这是一开始研制和试验前总理规定的。总理是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亲自直接主持研制与试验工作的，我们的一切事，都是直接报告总理的。这一点，你的记忆是对的。谨此简告，如还有其他问题，请直接来信，不必客气。

张爱萍

一九八八年四月八日

　核弹哪里去了？

　在许鹿希讲的故事中，这个故事叫人的心情非常沉重。

　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最后一个年头，我国在戈壁滩上的一次空投核弹过程中，因降落伞没有打开而出现了事故。在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倒计数之后，核弹本来应该飘到预定的空中爆心处，可是核弹却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天空没有出现蘑菇云。虽然这是一次偶然的事故，但是弄不好会引起严重后果！核弹哪里去了？它还可能炸吗？是不是在预定范围内炸？或者已摔碎了，不会再炸？那核弹片的放射性污染在哪个地区？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指挥部立即派出100多名防化兵去寻找，由于偏离预定的爆心处很远，始终没有发现核弹的痕迹。但这是一件不能不了了之的事情。人们都记得日本广岛、长崎在遭受原子弹袭击后留下的惨景。哪个国家也不能在自己本土上来这么一下。

　“文革”中周恩来总理和几个老帅就多次说过，降落伞是个大问题，一定要保证降落伞能打开。可是恰巧就这一次，没有打开。

　许鹿希说:“因为我在1987年仔细问了当时二机部赵敬璞副部长，所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马兰有一个机场，飞机是从马兰飞上去的。这个核弹是从飞机上投下来，飞机飞得非常高。因为那个核弹不能扔在马兰，马兰是有人住的地方，要扔在完全没有人住的罗布泊，扔到罗布泊的天上，在罗布泊的天空中有一定的高度才能爆炸。爆炸以后当时算好了蘑菇云应该在哪儿，蘑菇云应该往哪儿飘，要对我们国内没有任何害处。

　这里唯一保密的就是飞机的高度到现在还不能说。

　飞机扔核弹，那个核弹必须得挂着降落伞飘，要是不挂降落伞的话，一扔出来核弹就爆炸，飞机就完蛋了，所以必须得算好降落伞怎么飘，风向是多少，飘到一个爆心再爆。

　这次糟糕的就是降落伞没有打开，很多人不理解，说降落伞怎么还打不开？普通人用的降落伞是好打开的。核弹是一吨重，你算算，比平常那个大差不多20倍。神舟六号的降落伞展览过，很大的，从这头到那头，巨大展厅的楼顶整个都是。1979年用的那么一个降落伞没有打开，飞机扔出来这个核弹从高空一直掉下来，直接摔到地面，就给摔碎了。

　可是这次的核弹，是邓稼先签的字。邓稼先签字就表明说向国家保证这个弹是成功的，所以他决定自己亲自去找，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去。陪他一块去的就是当时(二机部)的副部长赵敬璞。他们俩一块坐上吉普车去找。这时候基地的一位领导说‘老邓你不能走，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这位基地的领导叫陈彬，邓稼先听后心中激动不已。他此时被一群生死与共的同志的真挚情感所打动，但他已不可能听这位将军的劝告了。核燃料放射性钚 239，在大自然中的半衰期是24000年。如果侵入人体，极易被骨髓吸收。它在人体内的半衰期是200年，亦即进入体内后200年还剩一半。这就是说，它将终生伤害着‘被辐射’的人的身体，永无解除之日。这一切，邓稼先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他就像不知道这些情况一样，没有听从好心同志的多方劝阻，坐在车上，他心里有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这事我不去谁去？’

　邓稼先当时不可能不去，因为当时不知道这个弹到底哪去了，也不知道这个弹是什么情况，如果这个弹爆炸的话，那就坏了，广岛什么样，长崎是什么样，你可以看到画面是吧，我们不能自己在自己国土上干这么一下，对不对？

　戈壁滩上不是沙漠，戈壁滩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大石头跟篮球那么大，小石头就是小石头块，吉普车就在满是石头块的戈壁滩上到处跑，那天他和赵敬璞同行，乘坐一辆吉普车，向戈壁深处驶去。在汽车上，他们没有说什么话，这并不是没话可说，而是邓稼先的脑子里在不停地思索。究竟是什么事故？有几种可能性？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他什么都想到了，但就是没有顾得想想钚239对于人体的伤害。

　他这时还不知道，因为降落伞没有打开，导致核弹从飞机上直摔下来的着地点，偏离预定的爆心处很远。他一门心思地一定得找到核弹，探明原因。车子在大戈壁上到处乱跑。他终于找到了，因为这是他们制造的，他认得。

　到了发生事故地区的边缘时，邓稼先镇静地说‘到了，停车’，他要汽车停下来。一下车，邓稼先立即感到了此地对于身体的危险性，这是核科学家的直觉。他坚决阻拦赵副部长和司机等人与他同行。赵敬璞副部长坚决要跟他一起过去，邓稼先就呵斥赵敬璞副部长，他当时也顾不上礼貌了，他说‘你们都给我站住！你们进去没用’。邓稼先把同行的人都呵斥在一边儿，他自己却进去了。

　他独自向里面走去。他终于找到了，这是他们九院的宝贝，九院的心血凝成物。”

　许鹿希说:“赵敬璞副部长说，大概摔碎的那个范围呀，像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就是整个弹都摔碎了。”

　听到这里我问，他知道很危险，也阻拦别人进去，自己为什么不注意呢？

　许鹿希说:“那时候他已经顾不上了。”

　说到这儿，许鹿希轻轻擦了擦流出的泪水继续说:“那时候有人说他是傻子，我也说不出来他是什么人，是傻子还是--反正他一切都根本想不到自己了，他完全懂钚239是怎么个毒性，铀235是怎么个毒性，完全懂，那一次他进去以后，找到了那个摔碎的弹片的时候，最糟糕的是他还双手捧了一下，捧起来一看，他马上就放松了，他们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他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向停在远方的吉普车走去。

　邓稼先见到赵副部长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安无事’。这意味着对全国老百姓来说，没有影响。但就在此时，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一定会有问题了，因为他是搞核物理的。当时在上车前，他主动邀请赵副部长与他合影留念。”

　许鹿希说:“那是邓稼先已经去世有几年了。有一次赵敬璞副部长打电话说你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有一件东西给你。我跟我儿子去的，我去他们家时，恰好李觉副部长在赵敬璞家里，赵副部长给了我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邓稼先生前没有给我，我也不知道有这样一张照片。赵副部长说‘这个照片你应该有’。我把那张照片复制以后，把原件还给他了。”

　那张照片是两个头戴白帽子、身穿白色防护服、白口罩遮到眼睛下边、辨不清面貌的人站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的纪念照。左边的高个子就是邓稼先，右边是赵敬璞副部长。

　邓稼先在研制核武器这一紧张的工作中，从来没有主动邀请别人合影。他工作起来节奏很快，匆匆忙忙。这次他要特别留下一张纪念照，一定是内心里有另外什么想法。不言而喻，他似乎觉察到自己此后寿命的期限了吧。尽管期限是模糊的，但危险是清楚的。他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放射性钚239的辐射伤害，这将是他身体状况的巨大转折。

　这次对邓稼先身体的伤害是现代医学水平无法补救的。因为他已经多次受到辐射伤害，再加上这一次，埋下了他死于癌症的恶果。

　那是一次当时在内部许多人都知道的事情。

　那一天，很多部队的领导都在现场等着观看。据说，试验场地摆上了许多试验品:坦克、铁架、活着的牲畜。但是，那次糟糕的就是在倒数三二一起爆的时候，没有蘑菇云，也没有声音，爆心地方什么也没有，不知道核弹哪儿去了，所以派防化兵找。在戈壁滩上来回找，防化兵不认识，因为这个核弹不是整个摔下来的，而是弹已经摔碎了。核心装置为什么邓稼先去找呢？雷管、外壳不能作数，非要看最核心的部分，到底核心部分是核反应了还是摔碎了。没有核反应表示没有在我们中国国土上放一个核弹，那全体老百姓平安无事，最关键是这个。所以邓稼先自己要去找。

　许鹿希说:“邓稼先完全可以不去，防化兵今天找不着明天找，明天找不着后天找，反正总有一天会找着。

　但是邓稼先就想找到以后亲眼判断一下，如果当时是一个核反应，等于在中国本土上放了一颗核弹，可了不得的，比广岛大太多了，老百姓要了命了，很多人马上就得撤退，幸亏没有，就是摔碎了，可是邓稼先本人就完了，那次非常惨。

　这些事是赵副部长在邓稼先去世后告诉我的，还给了我那张照片。他还说，在回去的车上，邓稼先向他解释‘你们知道放射钚最容易被什么吸收吗？人的骨髓！那玩意儿如果侵入人体，半衰期是多少年？200年！明白吗？200年后还剩一半’。”

　那个时候，三机部说二机部九院的臭弹，二机部说你们三机部的伞不好，邓稼先一看降落伞摔在那儿，根本没有打开，这个事情今天说起来没有问题，不泄密，因为这个事情在1989年的时候，国防科工委有一个科技局的局长，他把这件事情写出来了，这本书的名字是邓小平亲笔提的《中国核工业的四十年》。

　许鹿希说:“书出来了，我们再说就没有问题了，就不算泄密，过去不许讲那些事故，哪一次事故都不允许说，现在我可以很公开地说，我们中国一共是45次核试验。”

　其实，邓稼先一次又一次地主持新的核试验，责任心和纯朴的本质使他不愿经常呆在办公室里指挥，而是经常出入车间及场区，所以，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大量放射性辐射，干这一行的都管这叫“吃剂量”。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几乎是每天都要“吃剂量”，接触放射物质。有一次他们打开密封罐观看测试结果，原有的防护措施挡不住新材料强劲的辐射， 邓稼先又是首当其冲地超限度地“吃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