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发展，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启示，也给发达国家的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带来巨大的困惑。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中，中国话题成为最有争议，也可能是最有新意的话题。

一、西方媒体难以理解中国崛起之谜

关于中国崛起的原因，在西方媒体上流行着几种简单说法，它们基本上都否定中国崛起给发 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模式。这些说法初看似乎抓住了中国发展的某些特征，细想却和世界发展的历史经验不符。

其一是廉价劳工论。根据此论，似乎中国产品走向世界的惟一优势在于中国的劳工成本低，尤其和发达国家相比。西方媒体一面批评中国帮助国际资本剥削中国劳工，另一面又主张在中国推行西方式的独立工会和社会福利制度，来提高中国的劳工成本。其所谓的呼吁拉动中国内需，实质是希望以此降低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假如此说成立，则南亚国家（例如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劳力成本比中国还要低，为什么它们制造业出口的竞争力不如中国呢？发展中国家劳工的比较优势，对发达国家似乎成立，但对更穷的发展中国家就无优势可言。

其二是外资推动论。我们看到，中国沿海地区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显然与有效吸引外资有关。中国过去20年吸收外资总额在世界排名第一或第二（总量仅次于美国），西方媒体照样批评中国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似乎中国如果采纳西方的资本自由化要求，更能同时满足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利益。但是，如果比较的标准不是吸收外资的总额，而是按人头平均，数量就远不如东欧国家。比如统一后转型时期的东德地区，10年转型期间德国每年给东德地区的转移支付高达东德地区GDP的65%。西方国家为促使匈牙利、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摆脱苏联的影响，为其提供的资金援助按人均计算也很高。但是，东欧地区转型的10年间，经济下降了一半，战后半个多世纪积累的工业大多破产或被外资兼并，成为西方的依附经济，经济发展速度至今远低于中国和东亚。最近的这次金融危机，波罗的海三国，匈牙利和波兰对抗金融危机的能力远不如东亚，原因是他们的国有银行几乎全部卖给西方跨国银行。西方发生金融危机，外资银行就将资本抽回母国，顾不上东欧的经济稳定。

80年代的中国，没有任何外援，世界银行的贷款也要付利息。即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总额也不到国内投资总额的5%。外资带进中国的主要是新技术和新管理模式，中国发展所需的资本主要来自国内企业、居民和政府的积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方式，主要不靠发债或借款，而是出售土地经营权，但保留国家和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中国不过度依赖外资，没有长期持续的外贸逆差，长期保持资本与经常项目下的双顺差，才能安然度过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因此说，吸引外资的多少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重要的是如何管理外资。这是中国的重要经验。

其三是出口拉动论。西方观察家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归功于美国的市场开放和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他们认为，一旦美国纠正自己的过度消费，中国经济也将暗淡无光。问题是，假如出口导向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那么拉美经济应当比中国更有优势。拉丁美洲国家资源丰富，出口可可、牛肉、石油、矿产等大宗产品，符合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阿根廷20世纪20年代的生活水平不亚于美国，巴西的人口压力，也远比中国小。可惜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如东亚，技术进步尤其缓慢，出口市场受西方跨国公司控制，始终没有摆脱“依赖经济”的困境。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本相对较好的东欧，由于实行休克疗法，导致持续贸易逆差和汇率大幅贬值和动荡。

其四是威权政府论。西方古典经济学强调“看不见的手”，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不可能和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竞争。显然简单的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于是，西方政治学的威权政府论便在媒体中大行其道，其中最有影响的说法是“贪污腐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为什么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比西方国家快得多？他们的解释是贿赂一个市长要比收买整个市议会便宜得多。西方要和中国平等竞争，必须推动中国政治的议会道路，降低中国的决策速度。这一理论虽然承认西方议会民主制在全球竞争中不一定具有优势，但把夸大的中国腐败和中国增长联系起来，却是对当代世界史的无知。假如专制权威可以保证持续经济增长，则东亚、南亚、拉美、土耳其和西班牙，都不乏威权政府发展经济的案例。但它们只有暂时的成功，不可能持续发展，且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代价。今日中国是最开放竞争的国家，30年间约2亿人口脱贫，社会秩序比某些发达国家还要安定。同期东欧、前苏联地区、印度贫困人口大幅增加，俄国、乌克兰、波兰的绝对人口连年下降，社会状况相对社会主义时期大幅倒退。中国共产党广泛吸凝聚社会共识，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最高国家权力交接程序化和透明化，有效避免发展中国家常见的军事政变和内乱。中国改革国有企业的幅度，超过西方改革福利社会的幅度，中国避免了早期苏联和东欧改革中利益集团造成的改革困境。中国重视维护中央权威，但西方媒体的威权政府论，低估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成就，显然无法解释中国的实际。

显然，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出发的简单理论，无法理解中国的崛起。我们自然就要讨论下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中，是否在政治和社会体制上，也走出一条和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

二、新古典经济学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困惑

新古典经济学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也是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它同样对中国的发展感到困惑。

新古典理论之一是西方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这种理论把私有企业看成最优的制度安排，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显然，这种说法是极为片面的。中国乡镇集体企业的崛起和在改革中焕发新活力的大型国企，如海尔、长虹、联想等企业可以和跨国公司竞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跻身于世界五百强企业，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民营企业有民营企业的优势，但通过改革而获得新生的国企仍是中国经济主体和支柱。中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没有像东欧或苏联那样把大型国企全面私有化，而是在国企改革中引进竞争机制，提高国企生产效率和社会效益。中国的产权清晰理论，实质上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产权，变为共有制下的激励机制，这比西方以私产为基础的产权理论更具一般性和说服力。这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更显示了国企在社会稳定、创造就业、保障税收上的贡献，国企也是中国国防外交独立自主的基础。亚非拉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往往受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约束，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中国那样独立自主的国有经济。

新古典理论之二是宏观经济学的内生增长理论。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知识的积累，发展就是知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后来者没有挑战先行者的可能；自由化是消除知识传播障碍的主要手段。他们鼓吹在中国实行自由化政策，尤其解除资本帐户的流动管制和信息网络的监督，这是华盛顿共识的主要依据。这一理论的弱点，在于否定知识的更新机制。假如知识只是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干中学”, 而非我们观察到的“试中学”，那么老牌工业国英国将仍然统治世界，没有后起的德国、美国的崛起机会。事实是，新兴的产业往往淘汰落后产业，发展中国家技术赶超就有严肃的选择和消化问题。中国引进外资时有严格的产业政策，阻止夕阳产业和污染产业的流入，比东欧转型国家更能有选择地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像奇瑞汽车、吉利汽车这样的后起之秀，敢于挑战汽车行业的跨国公司，在于敢于创新的勇气，而非“知识积累的优势”。

新古典理论之三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民主理论。西方理论家一直看好“民主国家”印度而非中国，其理论依据是自由民主更符合人类的自私本性。

没有在西方长期生活的人，很难想象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实质是维护利益集团现状的制度，却不是改革不合理现状的制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明确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政府被金融财团俘虏，只有拆散金融财团，才能摆脱金融危机。但是，至今观察到的美国救市措施，花了上万亿美元拯救金融寡头企业，比十年内医疗改革的总成本还多。美国政府大规模动用纳税人的钱挽救金融巨头的资产，却无力打破金融寡头的垄断。美国标榜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造成军工、金融、律师三大利益集团主导美国政治、阻扰社会改革的政治局面。美国的议会民主制无力约束军火工业、金融寡头和跨国企业对经济的操纵，因为政客竞选依赖财团的政治献金。美国最高法院最近裁决，否决对企业政治献金的限制，把金钱干预政治说成是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赤裸裸地暴露美国金钱政治的本质。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经济学家普遍观察到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有限。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立竿见影，西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却举步维艰，原因是发达地区的选民不愿补贴不发达地区的基础建设，怕企业出走到劳工便宜的地区。换言之，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制倾向于维护地区差距，客观阻碍国家整体的结构调整。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技术升级和抗危机能力，显示中国的宏观管理体制，能更好地兼顾全民利益，走出新的宏观经济学道路。中国的结构调整之快，超越了凯恩斯经济学单纯拉动内需、维持就业的目标。

三、中国经济崛起的社会学与历史学难题

不但西方经济学难以理解中国的经济崛起，传统的西方社会学和历史学也觉得中国经济的发展谜团重重。西方左翼思想家难以理解为何发达国家的工会目前成为改革的阻力而非动力。西方政治学家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穷人的信仰，只要经济发展催生中产阶级，中国的政治体制必然回归西方的自由民主法制，他们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奇怪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打破了这些传统的思维。几个事实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新思想影响下中国农民的创造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势之一。不但中国革命依靠农民，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始于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中国农民的教育普及率远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之上，给农民工进城奠定了基础。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促进中国国企的改革，制约了跨国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独大局面。中国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更是中国廉价社会保障的基础。中国农业的技术进步，不但可以养活中国人口，还有出口竞争力。看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离开农村的发展就是空话。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走出了西方大农场以外的新路。

第二，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资本积累的新经验。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认为穷国多的是劳力，缺的是资本。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储蓄率和投资率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积累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发展中的中国竟然资本输出到最富强的美国。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技术进步率，不能不说是经济史上的奇迹。说到底，中国自然资源的公有制，创造了经济发展中的最大信用。中国政府的效能，又将信用转化为资本，大幅降低创业风险，大幅提高资本收益率。这是传统资本理论没有预见到的中国创新。

第三，中国的开放政策不仅是对外开放外资，而且是对内开放移民。西欧殖民主义400年间对外移民仅几千万人，为此占领非洲、美洲、澳洲的大片领土，贩卖人口、奴隶与毒品，消灭当地的民族与文化，还引发两次世界大战。而中国30年间约两亿农民工进城，不但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更没有引起世界战争，带来的是中国城市化的扩展和全球消费品供给的繁荣。中国放松农民进城限制的速度，远胜于西方发达国家放宽移民限制的迟疑。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和二战后战败的德国与日本不同，不是美军占领下的被迫选择，也不是苏联在西方挑战下的自我瓦解，而是中国领导集体的自主改革和自主创新。中国全方位的学习实验，摆脱以往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的限制，来源于自己不断战胜困难的历史与信心。

第四，中国的改革进程解决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矛盾。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打破了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依赖于经济发展的常规，表明中国儒家文化提倡的教育传统深入人心，比基督教和犹太教文化还能适应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再穷的农民家庭，一旦进城打工获得收入，首先投入的是子女教育，而非物质消费。中国的乡镇企业家敢于和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竞争。中国温州商人和福建农民走出去的冒险精神和创业能力，超过西方殖民主义在炮舰政策支持下的扩张能力。在北京奥运会期间，面对西方的反华浪潮，中国留学海外的学子与旅居海外的华人表现出举世震惊的团结。中国2000年的统一历史造成的中国文化的凝聚力，超出西方媒体的想象，也打破了民族国家和民主意识等西方概念的局限。中国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外来投资的整合能力，超越亚当·斯密时代政府仅仅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在四川汶川地震中，中国军队、企业界、民间团体、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合作协调能力，给世界全新的印象。

人们要问，中国崛起是否能超越日本与东亚模式的局限，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华盛顿共识之外的思路？这也是我们要讨论的又一问题。

四、中国之道的观察与探讨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条经验，是混合经济的健康发展，远胜过东欧的全面私有化。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中国非盈利事业的学习能力，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色。中国的社保成本低，中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主要不是依赖社会保障税，而是集体所有制的土地。这次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大减，日本、德国受到的冲击超过美国。然而中国2000万农民工返乡，不仅未造成社会动乱，反给农村现代化带来新的动力。东欧、南亚和拉美以私营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在经济危机下就难以维持社会的稳定。经济特区在印度这样土地集中、贫富悬殊的国家也难以推行。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平衡发展的混合经济。过大或过小的民营经济或国有经济都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非盈利的教育科研和医疗的发展，社会也不可能长治久安。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条经验，是政府角色“规划协作之手”的重新定位，远超过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给政府派定的“守夜人”角色。守夜人只看护有产者的财产，无需顾虑穷人的就业和脱贫。劳动分工的发展使社会协调的任务远比亚当·斯密的工场手工业时代复杂。夕阳产业的利益集团往往用政治经济和法律手段阻挠新兴产业的发展。全球化时代的不平等竞争也使发展中国家的赶超需要民族国家的支持。技术革命的创造性毁灭使夕阳产业的结构转型矛盾尖锐。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使市场监管往往落后于市场的发育。知识经济的共享特性使私有产权的保护日益局限。国际劳动分工的新局面使政府在全球化中承担的国家保险地位大为加强。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扶持产业调整、创造就业和技术创新上扮演了组织者、协调者和催化者的角色，中国的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利用宏观调控和地区协作，承担了企业和地区创新实验的社会保险，大大降低了内资和外资企业的启动风险。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各级政府介入民营企业的重组整合，效率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法院的破产兼并程序和财政部的注资运作，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效率，居于世界之冠。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条经验，是政府和企业发现，市场是国际竞争的手段，而非发展战略的主宰。苏联、东欧激进的价格与外贸自由化，摧毁了社会主义的工业体系。中国双轨制下的价格并轨，给企业创造了学习调整的空间。中国的汇率政策和关税政策因时制宜，在国内企业还不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的时候，提供了初生产业的适当保护。经济特区的开放窗口，又提供了外向型企业的战略信息。当中国企业的技术竞争能力逐渐增强时，中国又主动引进国际标准，降低汇率和税率，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都比拉美东欧在西方国家主导下的片面市场自由化措施，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条件，有利于把握国际竞争的机遇。中国善于适应和把握国际市场的走向，避免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市场的附庸。相反，中国的崛起，有助于制约跨国公司的短期行为和西方大国的自利格局，使国际经济秩序能向更加公平的方向转化。目前金砖四国的货币互换协议，有利于规避美元贬值的风险，这是中国对改善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大贡献。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四条经验，是中国创造了市场经济下民主制衡的新方式。我们注意到，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破产危机，显示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资方与工会的对立制衡，难以实现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国际竞争。美国企业的创新和竞争能力，被美国社会协作的低效拖垮。

以美国的医疗改革为例。美国医疗技术世界领先，但人均医疗成本是欧洲、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3倍，导致保险公司发财，制造业衰落出走。令外人惊奇的是，美国民主党奥巴马总统的当选，依靠力量之一是工会，改革医疗体制是民主党最重要的竞选诉求。非美国的观察家预料，这一次美国的医疗体制改革该有希望，尤其应当洗刷世界上最富的美国却有5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障的耻辱。让全世界大跌眼镜的是，最近美国马萨诸塞州补选民主党大本营肯尼迪总统弟弟爱德华·肯尼迪去世留下的参议员空缺，民主党却失去核心地区的参议员议席，失去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对奥巴马总统的医疗改革计划以严重打击。投票给共和党的正是历来支持民主党的蓝领工人。美国政治为何如此“反常”？我请教了资深民主党元老，方知资本主义体制下每个利益集团都只管自己的短期利益，没有国家利益或是阶层利益下合作的概念。对改善美国国际竞争力有利，应当也对美国人保住就业有利的医疗改革方案，竟然得不到民众支持。利益集团的宣传之下，可以歪曲事实，几乎人人都觉得自己是输家。令我惊奇的是，最反对医疗改革的竟然是民主党的支柱——强大的工会。因为美国工会是按行业与企业组织的。垄断大企业的大工会和企业资本家的讨价能力强，得到的退休和医疗待遇就高于中小企业。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险，意味着抽肥补瘦，大工会觉得自己得不偿失。穷困老人反对，因为只要过了退休年龄，就可享受现有的医疗低保。没有工作的年轻人也不愿意参加政府的强制医疗保险，因为觉得年轻不容易生病，不愿意交税补贴病人。最后剩下又穷又病的中年人，也对医疗改革不热心，因为他们的头号忧虑是就业，据说医疗改革会提高企业成本，降低就业可能。只剩下以医疗改革作为竞选口号的政治家还在坚持，为美国未来着想的医疗改革竟然遭到如此结局，美国要恢复国际竞争力谈何容易？难怪奥巴马国内改革不成，又在中国的汇率和西藏问题上作秀来补偿国内的民意下跌。

中国人从小就准备吃苦而非追求享乐，因为中国的人均资源远比西方国家低。中国的历史从来教育民众和领袖爱惜人才，因为民众的短期利益只有在长远利益的引导下才能得到保障。中国自下而上的实验创新，分散了试验风险。地区试验成功后，再由其他地区仿效，中央总结推广，使中国在过去30年间，废除旧规建立新规的速度和社会效果，远在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繁琐法制和放松规制的两难之上。可以说，中国政府官员的“政绩竞争”优于西方议会竞选的“许诺竞争”。中国开创的“机遇、协商和实验”的社会改革模式，和西方传统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社会运作模式相比，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五条经验，是中国发展了新的公平模式。中国文化强调的是社会后果的正义，而非过分强调程序正义。有钱难买恶法，社会素有公议。中国在金融危机中迅速进行产业调整，很快获得社会的共识，而未引发美欧议会中的区域和产业集团的冲突与纠结，显示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这和当代复杂科学的整合方向不谋而合。中西医结合的医学模式与养身之道，也使中国的医疗成本相对美欧有所降低。西方以分析科学与消费方式主导的医疗体制，导致医疗成本的恶性扩张，企业和社会都难以承受。西方式劳动分工节省劳力，但以消耗资源为代价，带来全球暖化和生态危机。中国文明历来追求节约资源、吸收人力，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可以兼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方式，从保障物质文明向发展精神文明过渡。在知识经济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之道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陈 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作者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项目07BJL004的资助)